依稀的记忆里，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四岁。那是一个微风的秋夜，母亲拉着架子车，我和姐姐坐在上面，一起赶往大队部。

　　大队部门前的空地上早已人海涌动，摆满了架子车，坐满了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大饼。平时喝稀汤面条，遇到喜庆的日子才舍得烙大饼。小点的娃娃，兴许还能意外得到几颗水果糖。汉子们拢着自己的孩子，抽着自卷的劣质香烟，焦急似乎又平和地等着电影开演。而放映员端着十足的架子，慢条斯理地掠着胶片，东摸摸西扣扣，让人觉得他操作的是天下最复杂最高级的玩意，惹的好多人伸长了脖子，脑袋随着他的手转动。

　　远处是发电机嗡嗡的叫，大队还派人专门看管着；近处是两颗大树，一块巨大的白布扯在中间。夜风吹拂下，荧幕呈波纹状荡漾，立即会引起一片呼喊：“电影开演啦，电影开演啦。”看过几场电影的人则撇撇嘴，露出不屑的表情。

　　大约八九点的样子，场子里灯泡突然熄灭，人群立即鸦雀无声，电影真的开始了。最先投射到白布上的，总是几个男女头像快速地交替，有的挥臂，有的大笑，还有的举刀，然后是黑底白字，从10数到1，中间还有很多星星和大叉子，等有了声音，传出熟悉的电影厂图标，电影才算真的上映。

　　那时年纪小，具体剧情记不住，眼前晃动的就是些扎头巾的好人和仁丹胡的坏人，或者明晃晃的大刀和黑乎乎的枪。先是扎头巾的受苦，被打被骂被砍死，后来就轮到仁丹胡的遭罪了，要不被一刀解决，要么被一枪崩掉，也有的举起了双手，垂头丧气的翻白眼。遇到这样的电影，一看开头就能算出结局，可大家依然激情高涨，瞪着双眼不忍漏掉一个镜头。妇人们呢，总是喜涕交加，见了好人受苦就找手绢，轮到坏人完蛋就笑逐颜开。

　　还有唱戏的。红男绿女摆着威武的姿势，腰间扎着皮带，一会虎腾龙跃，一会引吭高歌。大段唱腔好无聊，可母亲就喜欢随着哼，我们小孩不买账，四处乱跑，就等着唱完开打。虽然那武打的招式很假——拳头未到人已纷飞，可不影响观众的收视率。好多孩子当场模仿打斗的路数，大孩子直接将小孩子比划的嚎啕大哭。我也总是陪练者，锁子大我一岁，不顾毛毛的劝阻，一脚将我从架子车上踹下。母亲似乎不心疼，笑着再拉我上去。

　　好不容易看场电影，一般都连放三部。我那时的支撑极限是两部，到了后半夜，第三部开演，我已经梦回唐朝了。也不知何时，感觉自己晃晃悠悠的，偶尔睁开眼，满天的星星在流转。

　　上学后，电影场慢慢增多，有点面子的人家红白喜事都要请电影。哪个庄子放电影，往往是校园里最大的新闻。晚上放学回家，书包一扔，抓两个干馒头就往外窜。母亲也不再拉着架子车陪我们了，她安静地留在家里喂牛喂猪，收拾完家务，就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耐心地等我们归来。

　　如果赶上暑假，电影散场还会下地偷人家的红薯和花生，若路过瓜地，则要惊喜到疯狂。可怜的看瓜人挥舞着棍子，跑东跑西，也挡不住半截孩子的明抢，不管生熟，抱一个就跑。也有跑慢的，被人家追到河沟里，成了落汤鸡，瓜也被没收，还被踹两脚。

　　后来进城上学，看电影只能等到寒暑假。初中时期，电影已经普及到各个生产队。每年暑假回老家，总能看上十几次电影。毛毛总是避开哥哥锁子，偷偷溜到我家，跟着我一起去，还带来一把花生。伴随一路的蛙鸣，她总是问这问那，高兴了，直接讲述今晚的电影情节。连看几遍还要跟着跑，也许是太无聊了吧。

　　站在后面看电影，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似乎坐卧不安，在人群四周转来转去。只要荧幕上一黑，保证能听到几个角落里传来女孩子的尖叫：“流氓！”经历多了才知道，那些转悠的年轻人专门等光线暗淡时，摸人家女孩子的屁股。可奇怪的是，有几个女孩子也在外圈转，好像很焦急，转到电影刹演，也没发出尖叫。仔细打量，是因为她们丑了点。

　　毛毛听到尖叫，就会往我身上靠。我躲一步，她靠两步，没办法只得从了。回来的路上，毛毛会抱怨：“咋就不像哥哥呢，不怕我被欺负？”

　　也是，我很愧疚，大几天也是哥哥啊。

　　初中毕业去了外地读书，学校里每周也放露天电影，可总觉得没滋味。尽管影片愈加的丰富，还有我喜爱的译制片，可故乡的那种氛围消失了。缺少了一幢幢村落，缺少河沟蛙声，缺少头顶上的星月，那电影怎么能叫露天的？

　　这些年，电影都在网上看。影院都少进，何谈露天的。大家都蜷缩在自己的小阁楼里，面对电脑屏幕，自己哭自己笑，然后整整表情，走出家门，谁都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