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1953年开始施行，到1992年寿终正寝，经历了三十九年风雨路。
　　粮食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将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需要的粮食也由国家供应，就连农民自己食用的口粮的品种和数量也要由国家批准才能留下。同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自由买卖。在现在看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农民的一项霸王条款。因为粮食的收购价格不管是高是低，农民不卖也得卖，哪怕经批准留下的口粮吃不饱肚子也不能多留一斤。
　　三十九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却伴随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半生的岁月。记得在1954年以后的几年中，那时农村还是单干，每到秋天，村里的干部为了将上级交下来的卖余粮任务分摊到每户农民头上，天天大会小会地连着开，对于思想不通的农户还要夜以继日地做动员工作，遇到有些出身不好农户软磨硬泡时就给他加上一顶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有的村子甚至发生了吊打群众的现象。据说在全国范围内因此而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层层高压下，农民们只好卖掉了部分口粮和种粮。当时连官方也承认是征了一部分“过头粮”。农村中半饥半饱的日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后来农业合作化了，接下来又人民公社化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就没有单干时那样难做工作了，上面只要将村里（后来叫大队）主要干部思想弄通了就行了。大部分村干部为了保住乌纱帽，总是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再安排社员的口粮。记得1957年秋后，我们村里连续几个月没有分口粮，就连农民家中原来留着喂猪的麸皮和谷糠都吃光了。在人民公社初期，大跃进又助推了浮夸风，全国各地都在放粮食“卫星”，亩产千斤乃至万斤的新闻屡见报端。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同时，“增产”了那么多的粮食，不多卖点给国家也说不过去，于是就出现了有的村将社员的口粮都卖给了国家，上级来人检查时用稻壳子装进粮屯里再在上面盖一层稻谷来糊弄检查的人，说是社员的口粮已经留足。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闹剧屡见不鲜。当时的决策者们看到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的粮食，形势这么好，一时便利令智昏起来了。于是全国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当时叫“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农民们就由衷地欢呼：“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当有人担心仓库里没多少粮食，这样糟蹋能坚持几天？村干部就都用这样话安慰群众：“愁什么，大队里吃光了有公社，公社里吃光了有国家，国家有的是粮食！”果然没过几天好日子，公共食堂就断炊了，刚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农民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先是干的改成稀的，后来一点粮食没有了就吃胡罗卜，胡罗卜吃光了就吃胡罗卜缨子。
　　我们那里因为是粮食产区，又遇上了那样的“特大丰收年”，因此是没有资格申请国家返销粮的，再说当初正是那些地方官员信誓旦旦地向上级报告“增产喜讯”的，哪有脸面再向上级开口要粮食？当然也有敢说真话的地方官，他们先是诚恳地检讨虚报粮食产量的错误，然后再如实汇报缺粮的情况。即使那样，争取得来的一点返销粮也是杯水车薪。于是逃荒的逃荒，饿死的饿死，有些地方农村状况惨不忍睹。据后来有关文章披露：那几年全国饿死了数千万人，其时国家粮食仓库还有高达数百亿斤的库存！还有一些铁骨铮铮地方官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开仓放粮，虽然在当时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但最终还是都得到了平反。那时小学课本上有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读时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年大饥荒以后，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把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序调整为“农、轻、重”。并出台了一系列“大办农业”和“大办粮食”的方针政策，农村情况逐步好转，粮食产量相对稳定地在低水平的基础上徘徊好几个年头，农民的口粮也基本稳定在每人每天一斤多原粮的水平上。虽然只能维持半饥半饱，但也不会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后来由于化肥供应量逐年增加，农村中开始有了一点增产出来的粮食，不过这部分粮食并不允许随意增加农民的口粮定量，国家下达了“超产粮”任务，超产粮的收购价比统购任务加价30%。超产部分除了留下一部分在生产队作“储备粮”，其余都要卖给国家。因此，在那些年头，一边是国家粮库高耸入云的露天粮屯，一边是农民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
　　那时，城镇居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成年人每月也只有二十几斤、三十几斤的成品粮定量，儿童更少。副食品供应又十分紧张，且不说肉、禽、蛋，就连豆制品也都上了计划。虽然时至今日，他们消费的粮食的数量可能比当时的粮食定量还要少一些，但在当时，那一点定量也是不够吃的。后来他们的家庭中又大都有了子女上山下乡，还要千方百计地省下一点粮食接济他们的子女。
　　粮食的统购价格多年来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征、购粮中的“征粮”是用来抵算农业税的，农民是从中得不到一分钱，“统购粮”的定价又定得特别低，记得籼稻每斤只有八、九分钱，小麦一角多一点。那时的一个生产队，全年出售粮食的收入只有几千元钱，起去化肥、农药、饲养牲畜等等的支出，剩不了多少钱给社员“分红”。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报酬只有五、六角钱。
　　最近，读到了几篇有关文章，才弄清楚了什么叫“剪刀差”。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从农业获取工业的原始积累。其运作过程是这样的：先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粮食，再对城市居民和用粮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与低原料成本，进而不断地产生超额的工业利润，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因此，“剪刀差”其实就是一种“暗税”。据披露：最高估计，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拿走了700个亿！而1984年底，全国的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才7370亿。”剪刀差”使农民一贫如洗。可见得，中国农民为国家的工业的原始积累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分田到户以后，国家于1985年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其时，分到了土地的农民被禁锢多年的种粮积极性又重新得到了解放，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他们在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有了能供自己随意支配的粮食，他们终于等到了不用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的日子。不过，此时粮食收购价格虽然有了一些上调，但粮食市场尚未放开，农民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直到1992年，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统购统销政策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结束。
　　综上所述，统购统销政策的利弊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积极作用是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消极因素是那个时代农民们的付出让人不堪回顾。虽然这种原始积累的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但笔者却认为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资本家是将掠夺得来的剩余价值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我们的付出却变成了国家财富，国家的，说到底还是人民自己的。不过，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统购统销是解决粮食危机和完成工业积累的唯一方法吗？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后统购统销时代国民经济的的发展更突飞猛进。
　　时至今日，国家不但不再用“剪刀差”的方式对农民强取豪夺，反而免除种田人缴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并且每年都要拿出一笔巨额资金用来补贴粮食生产和新农村建设。同时为了防止放开后的粮食市场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国家每年都要出台一个粮食保护价，农民卖不掉的粮食，国家按保护价照单全收。由此可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恐怕要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农民了，我们那一代人当年的付出成了他们今天的红利，他们已经去了天堂的父辈们或许能够为此得到一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