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给邢老师写一篇像样的文字，却总因为诸多的原委，没有去完成。尽管多次在自己回忆录一类的作品中，出现过邢老师，却实在仅是寥寥数语，无法展示邢思忠老师的全貌。今天，我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认真写一篇记，去记我真正意义的启蒙老师邢思忠先生。因为你永远是我心中的一盏灯。
　　邢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
　　从读小学开始，我在短短三年时间，已经换了两所小学。第一所小学位于京西，是一所属于部队大院子弟的小学。因为京师的大部分三军首脑机构的大院，多集中在复兴门外，军事博物馆向西，那段复兴路上。那一带有所西翠路子弟小学，我的一年级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
　　我是1956年初，或者是55年底，随着母亲举家北上，由上海迁徙至京。父亲则已经在数年前，由驻扎在上海近郊的松江军分区的部队上，调任了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这所学院在复兴西路上，所以，我们一到京城的家，就在那里。
　　记得至京不久，我已经到上学年龄，便是就读西翠路子弟小学。三姐大我三岁，也在这个学校读书，由她负责，带上我一起去上学。其实，我们是可以坐父亲的车去的，各个大院的孩子们，大多都是父母派车送去。一般不会自己去，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父母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去送孩子上学。送孩子的多数是家里长辈，亦，或是保媒、勤务、警卫、司机。每天出门的时候，必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恭恭敬敬。西翠路子弟小学的大门外面，每天上学放学的时段，总是排满各种轿车和吉普车。那时候很少看见国产车，大多是进口车。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车，成为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相互攀比的工具。因为这些车，统统姓“公”，车的级别，就是孩子们用来炫耀老子官阶的武器。
　　因为父亲始终不同意派车送我们上学，我曾经和他大闹一回。因为只有我，是和姐姐走到学校去的，而我的父亲是个将军。同学们都在取笑，说我的爸爸是“没有小汽车坐的假将军”。父亲却很严肃地对我说：“车是公家派给我工作的，不是私车。我不能用公车送儿女上学。”我振振有词地反驳：“所有同学的车，都是公车。为什么他们可以，我就不可以？”父亲回答更简单。“就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于是，我从来没有乘坐过父母亲的公车去上学。直到父亲离休，也极少见到他用分派给他的公车办自己的事情。
　　每天只要一放学，就是我的自由天地。三姐放学比我晚很多，我就是等她一起回家，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脱控。于是，周围建筑工地的砖垛子，黄沙堆，成了我最美妙的天堂。我常常会在这些地方玩得“乐不思蜀”，结果直到天黑才想起回家。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不是缺了一只鞋，就是丢了一双袜子，甚至连书包一起忘记在外面。最为恶劣的是，我因为长得快，小时候个子比较高大。于是，专门喜欢动不动拔出小拳头，经常把同学打得鼻青脸肿。从一年级就成了一名“问题儿童。”
　　二年级的下学期，母亲单位分到了临时住房。在京东的酒仙桥地区，一个叫驼房营的城乡结合部，母亲所在的电子管厂，修建了一大批职工家属住房。母亲把家由京西迁至京东，这样她就不必整天在北京城里穿行了，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孩子们身上。其实即便如此，母亲给予我们的时间还是十分有限。她实在是太忙了，他是北京电子管厂厂办主任，兼厂部党支部书记，太多的思想和人事工作等待她处理。
　　我随着居家东移，转学至驼房营小学读书。
　　在这所学校的一年半时间，是我在童年时段最顽劣的一段时间。所有那个年龄段，男孩子可能的顽皮、恶作剧，几乎没有哪一件没有做了。不如，抓只麻雀带到学校，居然放了出来，惹得满教室的同学们都在上课的时候追麻雀。还有，把一条活蛇吊在黑板上，吓得上课的女老师，狼狈地逃出教室，去教导处告状。用橡皮筋弹弓枪，差一点打瞎同学的眼睛。学电影《飞刀华》，在玩飞刀的时候，几乎扎到同学身上。当然还有上学的时候，迟到、旷课、早退，等等、等等。完全成为一个问题儿童，离开送去儿童教养院只有一步之遥。学校老师三天两头找到家里告状，要求家长配合教育。
　　就在这种状态下，母亲第三次给我办了转学手续，将我转到了离家比较近，教学质量也好得多的酒仙桥中学小学。那是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1961年的夏天。
　　暑假一过到新学校去报到的第一天，破天荒是母亲亲自送我去学校。
　　从我开始上学起，母亲从来没有送过我上学。当然，之后也没有过。不过，我也一点没有抱怨过。我从小非常独立，最不愿意被人管，被大人送去上学给我的感觉，就是被人押送，失去了在上学路上，那种小鸟自由飞翔般的快乐。
　　我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走在母亲的身边。看见身边不断有爸爸妈妈，领着上学的孩子们走过。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几乎都穿着崭新的蓝白队服，在他们雪白的衬衫上，飘扬这鲜红的领巾。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挫败感，不由得垂下头来。
　　母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主动弯下腰，轻声对我说：“妈妈相信，你到了这所新学校，很快也会戴上红领巾。”
　　我抬起头，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很自信的笑容，在那慈爱的笑容里，充满对自己儿子的信任。我也笑了，也是很自信的笑，我用笑容告诉妈妈，她的儿子一定会很棒！
　　走到学校大门口，母亲领着我，走向站在大门旁边的一位男老师。那是一位很年轻的老师，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他有一张长方型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很挺拔，大约有一米75米的身高，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脖子上也有一条鲜红的领巾。他也穿着少先队队服，这是说明，他不仅是老师，而且还是一名少先队的辅导员。他就是四年级二班的邢思忠老师。
　　邢老师看见母亲领着我走过来，便笑着迎上来，对母亲说：“马主任，这就是您的大儿子吧？”
　　母亲也笑着把我的手领向邢老师，说：“是的，邢老师，他就是我和您说起的晓燕，我的大儿子。邢老师，我就把他交给您了。这孩子聪明，可就是太顽劣，到现在还没有入队，要教您费心了。不过我相信他，也相信您。他一定会转变的。”
　　邢老师从母亲手中，把我接过去，另一只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您放心吧。我是一名教师，教育孩子们，是我的天职。而且我和您一样相信他，一定会非常出色！”
　　从那天起，我成了邢思忠老师的学生。那一天是1961年9月1日，这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日子。
　　邢老师把我领进了酒仙桥中心小学二楼的四年级二班教室。教室里已经来了很多同学，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到了学校。因为今天是新学年开学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很兴奋，整个教室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当大家看见邢老师领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忽然安静下来，每一个孩子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一个新来的同学。在这一瞬间，我过去那种在学校里的霸气，竟会荡然无存。因为我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座位上的同学胸前，都飘扬这一条鲜艳的红领巾，而我的胸前，却是空荡荡的。
　　我正要垂下头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被邢老师握住的那只手上，传来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男人的力量。那是邢老师在给我鼓励和勇气，我不由抬起头来，望着他的那双眼睛。邢老师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鼓励。我毫不犹豫昂起头，面对这全部所有陌生的同学，就这样站在教室前面。我感觉得到，身旁邢老师那满意的微笑。
　　“同学们，我们班级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叫严晓燕，是从其他学校转学来的。严晓燕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善于动脑筋的同学，他的动手能力非常出色。正好我们班原来的劳动委员李华同学，转学了。我们现在就请新同学严晓燕，来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大家说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