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母亲的忌日。2012年1月9日，93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北京与世长辞，我却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没有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但总算来得及赶在母亲火化前，为她老人家最后守灵。一转眼，母亲辞世已经两年多了。我的心里却始终怀着深深地眷念，永远难以忘怀母亲生我养我的恩情。
　　今天是母亲节，让我用这篇文字再一次倾述心声，把我对母亲的思念送给天堂里的妈妈。
　　我的母亲是位共产主义战士，也曾经是位戎马一生的军人。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造就了她钢铁般的性格，使她表现出来的母爱，完全不同于普通的母亲。关于母亲充满传奇的一生，不是我此刻想表现的主题，我现在想说出来的，只是儿子此生对母亲永远的眷恋。
　　母亲坚强的性格，塑造了她十分冷酷又严厉的表象。于是，我的父母亲给孩子们的感觉也与其他人家不同，性格和顺的父亲扮演着慈父的角色，母亲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严母。我们这些孩子，犯下过错后，常常可以被父亲宽恕，却难以逃脱母亲的责罚。这样的家教，在我们年轻时往往会造成亲近父亲而疏远了母亲的结果。直到我们都长大了，自己也开始做了父亲母亲的时候，才真正懂得和理解了当年的母亲。
　　母亲去世以后，许多当年不经意的往事，反而一幕一幕，那么清晰地涌上心头……
　　记得我曾经得过一场重病，那还是5、6岁的时候，我家还在上海。半夜时分，我突然发起高烧。父亲不在市区，家中有其他人，可以送我去医院。但母亲不顾一天工作之后的疲劳，坚持要自己送我去医院。因为我得了猩红热，妈妈抱着我，连续在上海市区的七八个医院之间奔走，竟是没有一家医院可以接纳。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找到市郊一所传染病医院有床位。那时候，妈妈已经抱着我奔走了四五个小时。耿妈妈就在身边，一直提出让她来抱，妈妈就是不肯。她对耿妈妈说：她对不起我，给我的关心太少了，才会让我得了如此严重的传染病。那天，妈妈就一直守在我的病床前，直到我退烧为止。
　　我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一直是非常顽皮的。母亲为了我的教育，用尽心思。她很忙，每天都在早出晚归。因为她的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东郊酒仙桥地区，那时，我们家却在京西的玉泉路。每天上班，她都要穿过一个北京城。早晨常常在4点钟已经起身，离开家去赶公交车。晚上却又是很晚了，才回到家里。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早就进入梦乡。母亲匆匆吃几口饭，就要检查我的作业本。因为每天的早晨，我上学打开书包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妈妈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会有一两句话，妈妈会发现了我作业里的错误，更多是一句鼓励。可无论另外写了什么，最后都是写着：孩子，妈妈在看着你。
　　这些纸条，我保留过很久，只是一种下意识地把它们留下来。等等我一天天长大，开始明白道理了，才真正从里面读出了一个母亲的爱。可惜，这些纸条再文革中，都被来抄家的造反派烧掉了。他们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母亲不像一个共产党人。
　　我是全家六个孩子中最早离开父母，也是走得最远的。离京赴宁那一年还没有满十六岁。因为我的坚持，母亲找到当年的宁夏驻京办事处，在里面谈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我知道，那一定是母亲有些担心，在向宁夏来人详细了解那里的情况。
　　接着，母亲带着合家老老小小十来个人，去北京火车站给我送行。火车站充满了赴宁的北京知青和送行的亲人。当时，车厢内外一片哭声。我们家却没有一个人掉眼泪，那是因为母亲给全家人下了一道死命令：“给出征的战士送行不能哭！”
　　以后，我在姐姐的来信中才得知：前一天夜里，母亲一直守在我的床前。姐姐看见她不住地擦拭着眼睛……
　　赴宁的八年里，每一次回京探亲，母亲总要让我陪着她睡几个晚上。母子常常彻夜恳谈，她听我汇报生活和工作，我听她解答人生烦恼，青春心事。也有时候，我给她捶背、揉腰，她给我讲那些战火硝烟里的经历。母亲那些洒血沙场的战斗经历，常常会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也许，只有我，最喜欢听母亲讲故事？于是，她和父亲那些激动人心的征战岁月的故事，从小就开始一点点在脑海里积累，积累成为一本厚厚的书，书里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她是一位战士，一位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八年后，母亲为了解决我的上调，拖着病体，不远千里亲自赶赴宁夏，费尽心思才将我和未婚妻，从宁夏十三师调出。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是怎样陪着母亲，在师团连之间漫漫黄沙路，冒着烈日骄阳奔走。那是盛夏时节，戈壁滩上的日头好毒啊，又没有代步的交通工具，有时候不得不顶着烈日，在荒滩上走。看着母亲额头上一滴滴黄豆大的汗珠，不住流淌下来，我的心好疼。母亲一直有眼疾，遇到大风，还有太阳下都会不住流眼泪。眼泪和汗珠混在一起，淌过她消瘦的脸膛，我的心就像有把刀扎进去。
　　我脱下自己的军装，光着膀子，把军装举起来替母亲遮挡着火辣辣的太阳。母亲却坚持要我穿好，说这样会晒脱皮。我笑着告诉母亲，儿子已经晒了八年，早就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脱皮了。母亲听见我这话，又流泪了。可我知道，这次的眼泪，不是因为大风和太阳。
　　等到将我们所有手续办妥，母亲却累倒了。在未婚妻的家中住了半个多月，才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在四川泸州以一个初中生的资格参加了考试。我以为自己考不上的，于是，在心焦地等待通知的同时，向母亲提出，如果没有录取，是否可以让我回京在准备下一届的高考？
　　其实，我只是抱着侥幸提出这个请求，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而是马上要做爸爸的成年人。我再也没有理由和权利，要求母亲再为我做些什么。
　　我没有料到母亲很干脆地同意了我这个无理要求。她不仅同意而且表示：我回到北京备考期间，她会为我专门请老师辅导，同时承担孩子出世后一切费用。
　　尽管我就在当年考取了大学，并没有回京准备第二年的高考，可是母亲还是兑现了她的承诺，在我女儿出生前半年，就接走了妻子。并帮我将孩子抚养到1岁半才送回我们身边。女儿一岁半之前，就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
　　记得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回一次北京，因为她已经老了，我心中总有隐隐的担忧。
　　母亲身体一向不好，常年的心脏病、高血压，还有战争留下的创伤，一直在折磨着她。因为腰椎处一块无法取出的弹片，她不得不一辈子戴着一只钢丝背心，帮助她把腰可以支撑起来。母亲八十岁那年跌断了右腿，医生给她在里面安置了一块不锈钢片。
　　母亲就这样拖着一块不锈钢片，又生活了十多年。在最后这些岁月里，她查出患了癌症，前后两次手术，数十次化疗，却依旧那样坚强地生活着。有人对这样一句话可能不屑一顾“共产党人是钢铁做成的”，可是，我的母亲，用她坚强的一生，就是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她就是一位钢铁铸成的共产党员！
　　她在这最后十多年里，照样去给年轻的共产党员们上党课。她的秘书告诉我，上党课是老人自己要求的。上课的时候，她不肯坐下，总是拒绝坐在讲台旁边专门为她准备的椅子上。她一定要站在那里讲，她是共产党员必须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因为她曾经是这个单位的所长兼党委书记，对年轻的共产党员上党课，是她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是她的工作。秘书却说她，对她说，您已经离休了，可以休息了，不需要再工作了。母亲却告诉秘书，共产党员的字典里，是没有离休、退休的。活着一天就应该工作，战斗一天。
　　记得四年前，我回家看望母亲。看见她已经白发苍苍，精神也大不如前，已经有些恍惚，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难再见站起来了。看见我回来，很开心。我蹲在母亲身前，扶着她的膝盖，心里阵阵酸楚。她却还是那样开朗乐观，她对我笑着。我说，儿子不孝，几十年来，一直不能时常陪伴在您身边尽孝。母亲却摇摇头回答：我从来没有怪你。是我在你们小时候就教育你们：好儿女要志在四方，我和你父亲，少年从军，戎马生涯半辈子，驰骋沙场数十年，从未没有被家庭羁绊过。你们长大成人了，就是国家的人，也有你们自己的事业与生活，妈妈没有理由要求你们守在自己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