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喜欢看一些干干净净的文字，这些文字，仿佛就是为自己而写。
　　年轻的时候，也有写作的冲动，却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想说的话已经有人替着说了，于是，便在一个张狂的年纪，选择了沉默。而自己的悲欢，也开始和那些文字一起沉浮。
　　就这样，多少年来，一直作为一个读者而存在，并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妥和遗憾。
　　忽然，就有那么一天，发现那些文字已不能和自己同步。即使最拼命的阅读，也不能填充内心的虚空。
　　我知道，就是穷尽一生，也不能将那些文字看完。这个世界，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完全因为自己而存在。其实，我也可以，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声音，也许很微弱，也许并不会有人在意。但是，我仍然不能遏止这样的渴望，仍然要在生活的间隙，挤出一点点时间，写出自己的体验与感悟。
　　我的文字，最初是为着一个人而写。我把一份感情转换成一个个字符，这些字符代表着我的困惑与挣扎。一开始，我并不希望她或着别人看到自己内心那个一直封闭的角落，因为，这个角落，原本只属于自己。
　　后来，想着用另一种方式，用文字记下女儿的成长。等她长大的时候，给她一个特别的回忆。不料想，写着写着，开始有说不完的话。我的文字，渐渐萌生出更多的触角，想要拥抱整个世界。
　　当然，我也清醒自己的局限。我知道，我并没有能力和这个世界来一个完整的对话，我的经历和思想会制约那样疯狂的想法。
　　那么，还是静下心来，写一些能够说出的话吧。这个世界，原本没有因为自己的沉默有一丝的缺失，自然也不会有自己的参与而有质的改变。
　　那么，我还需要忌惮什么？我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或痴或傻，或颠或狂，又有什么不可以？
　　曾经，有那样几年，在试图忘却母语中学习另一种语言。
　　语言的转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学习结束时，竟然有一段时间，不能用自己的文字作一种准确的表达。
　　后来，那种语言并没有成为自己谋生的工具。我也在一个刹那，放弃了也许徒劳了很久的挣扎。于是，原有的语言开始逐渐复活，那一个个方块的文字开始在眼前跳动，希望我给它们一个完美的组合。
　　但是，我给它们穿上忧伤的外衣，用持续的郁闷将它们捆绑。然而，这些无辜的文字，并不曾在乎我有意的折磨。相反，它们以一种看似随意的排列，向我展示着另一种坚持。
　　我知道，我其实并不能用这些文字整个地表达自己。尽管有文字作为媒介，我和这个世界，仍然有不能逾越的距离。
　　我的文字，仍然要躲开一些话题。
　　譬如民主。还是在高二那年，参加了一次全乡的团代会。选举书记时，念到了一个名字。主持人说：“同意的请举手！”会议冷了场，没有一个人举手。僵持了一会，他尴尬地笑了笑：“刚才说错了，现在再问一遍，不同意的请举手！”自然，还是没有人举手。主持人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好！全体通过！”
　　这幕活剧，并不是听来的笑话。类似的故事，今天，也许仍在不断地重复。
　　那次选出的书记，是我的政治老师。在那个没有“偶像”的时代，一直是我的榜样。可是，因为这样的选举，他在我的心中，突然就挪出了位置。
　　我清澈的双眸也在那一瞬间受伤，涌出的泪水带走了永远的单纯。
　　没有人给我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平常。也曾将这个事情，写信给远方的二舅。他在外省做官，级别不低。但他那模糊的解释，反而让我更加困惑。于是，索性不再追问。
　　今天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它不过是成长中的一种烦恼，却让我在那个年纪，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从此，开始有意识地拒绝一切所谓的会议。实在躲不开，就用东西把耳朵塞起来，找一本小说看。遇到选举什么的，也一概弃权了事。
　　还记得刚参加工作后的一次人大代表选举。在两个被提名的候选人之间，有了三次的交锋。最后一次，如果仍然不能满足某个领导的意愿，就意味着谁也别想从那个会议室出来。哪怕是饿着肚子，也要将程序走完。具体的过程，不说也罢。因为，想起来就恶心。
　　幸好，后来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这样烦心的事情。
　　接着要躲开的是政治。一个朋友说，直到今天，我们还处于封建社会。这样说话，虽然偏激，却仍然有合理的成份。其实也知道，政治无处不在，文学在政客的眼里，从来不过是一个玩具。
　　那么，这些文字，我们要将之称为文学的文字，究竟有多重？它与政治该有多大的关系？
　　一部《红楼梦》，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一旦印刷成书，用称来称，不会超过一公斤。而今天，做成电子书后，更是占不了两兆的空间，放在U盘里，即使用高精密的天平，恐怕也难以测出它的份量。
　　无论怎样考证，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回答，文学是什么时间产生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学的起源，不会带有功利的色彩，它的出现，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需要而已。我们的先民。在劳动之余，在温饱之后，不经意间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由于认知的局限，先民的困惑演变成了远古的神话。“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于是，有了最初的诗歌。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属于哪一个阶层，更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它产生于民间，在大家共同耕耘的这片沃土，一天天蓬勃开来。
　　没有人能轻易地把文学消灭，它有自己的存在方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的文字狱，都没有把文学从我们是生活中抹去。文学到底有多重？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直叫人生死相许？
　　千百年来，文学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自由地运转。在它的身后，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以及一篇篇精美的诗文。一部《论语》，千百年来，匡正着我们民族的行为规范；一曲《离骚》，托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一部《史记》，写满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骄傲。
　　文学有多重？是谁？要把文学抬升到无限的高度，让它逐渐地偏离了自己的方向？
　　第一次把文学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是曹丕。也只有他才敢说出这样的惊人之语，因为他是帝王，同时也是文学家。在他之前，没有人敢这样讲。
　　庄周不会，他仅做过漆园吏，不过是借用文字书写他的逍遥游。陶潜不会，他仅做过彭泽令，也不过是在用笔描画着自己的桃花源。他们的文字，看似与政治无关，却仍然与政治摆脱不了关系。
　　随便翻阅一下历代文选，到处可以看到这样躲躲闪闪的文字。如果连这样的文字也不能出现，所谓的文人，要么去逢迎，要么选择沉默。
　　从记事起，看到了太多这样逢迎的文字。而读懂那些潜在的沉默，却是到了高中之后。
　　有时，禁不住要想，如果这些文字不和政治寻求一种联系，该有多好。如果能够让文字，也就是我们心中的文学，回到它本来的面目。我们是不是可以宣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样子？我们手中的笔，是不是该肆意地舞动，狂放不歇？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一个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再也没有那样扭曲的文字，刺痛着我们无辜的眼睛。
　　而自己的文字，也许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其实，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想躲开任何话题。
　　多年来，一逃再逃，不过想找到一个纯粹的空间。找不到时，就只好躲在一个角落，看一些干干净净的文字。让自己的话，找一个人代为诉说。
　　今天，当不能找到一个人，说着和自己同样的话语。就这样，在一个阴雨的冬日下午，任那杂乱的雨声，一次次打断纷繁的思绪。可是，我却不想，停下手中的笔。
　　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和这些文字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