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因经济原因，《幽兰》停刊了，我又调到县新华书店。任《书苑信息报》的副主编和门市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等工作，直至退休，一直没离开和书、笔打交道。
　　在此期间，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情缘未了，我们又见面了。
　　因为修水库，五岁的时候，我家从三道河子村迁到了韩家沟，于是，我与她成了邻居。
　　她，小名叫翠云，长得娇小，天生的娃娃脸，一笑俩酒窝，看一眼，叫人一生都忘不了。也许是缘分吧，自从和她相识后，我俩便成了相互的影子。
　　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做家庭作业，一起拿筐去挖野菜。菜挖满了，又一起跑到避风的坎子跟儿玩过家家——我扮爸、她扮妈，再用泥，捏几个男娃娃、几个女娃娃做我们的孩子……两小无猜，无忧无虑，别提有多高兴了！
　　可惜，斗转星移。童年很快就过去了。
　　1967年我们一起上了中学。1968年，我们又一起转入公社社办高中。
　　说是社办高中，其实，只有两栋空瓦房，屋里连张桌子都没有，我们上学的头一天，校长的开场白，第一句话
　　就是“自己动手，建设校园。”……
　　头半年，我们根本就没咋好好上课。说实在的，也没法上课。
　　按着学校的指令，首先和泥脱坯自制桌椅，桌椅有了，又开始平整操场，操场平整好了，校长又带我们挖石头盖寝室、建厨房、修厕所、开荒种地……三年的时间，除去劳动，正儿八经上课，也就两年多一点儿吧。
　　从小学、中学到高中，我始终和她分在一个班，而且都是干部。念高中时，我是学校团委副书记兼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她是班级的学习委员。这样，自然我们接触的时间就多了。白天，我们一同上学，晚上，我们一同温习功课、做作业。（有时，也研究班里的工作）尽管，那时她家因盖房子搬到了河沟的南面，还好，离的并不远。况且，每天早晨和星期天、节假日，为了填补家里工分，我们都要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所以，差不多天天在一起。
　　1971年高中毕业了，我们双双回到了生产队。遗憾的是，一天社员没当，我就被抽调到大队做了大队干部。事情是这样的：
　　记得那是腊月的一天，天上飘着小雪花，我早早吃完饭挑着挑筐去生产队散粪，刚走到半道儿，遇见了生产队长。他说：“表叔，你干啥去？”“我说，干活呀。”他说：“你不用去了，刚才接到大队通知，让你去大队开会”。当时，我以为他开玩笑呢，就说：”别逗了，我一不是官儿，二不是笊篱的开什么会，忽悠我呢吧？”“不是！真的。”“那好吧，只要给工分，干啥不是干啊！”
　　毕业后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随生产队长来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告诉我，让我做大队团支部书记工作。
　　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几乎是等于零。唯一有点生气的就是每家每户的广播喇叭，偶尔放点儿样板戏、革命歌曲，算是娱乐了。
　　大队的宣传委员对我说：文革前，村里头每年会上都组织一伙秧歌，从正月初三一直扭到正月十五，社员们可爱看了。咱们组织一伙秧歌怎样？”“好啊！可是“高脚”、衣服怎么办？”“衣服好办，扮演工农兵这服装好借，就是样板戏里的服装有点儿难度，不过不怕，咱到县评剧团里去借，那里我有熟人，至于高脚吗，县砖厂有。”
　　就这样，我没日没夜的长在大队张罗着办秧歌的事儿。
　　自然，我俩接触的时间就少了。还好，老天给了我一次机会：
　　1971年腊月的一天晚上，我去她家让她帮我借套扮演工人的工作服。那天，我们聊得很晚，也许是长时间没在一起的缘故吧，走时恋恋不舍的，她送我，可是觉得没走几步就到了家门口了，怕她回去害怕，我又反过身来送她……
　　不料，那晚我俩演的“十八里相送”不知被谁看见。第二天就有闲话出来了，而且，传得沸沸扬扬。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大侄儿问我：“老叔，你是要和我老姨搞对象吗？”（我嫂子，是她妈本家的侄女。所以，我侄儿给她叫老姨。）我说：“你听谁说的？”我侄儿说：“我到外面玩儿时，人家都这么说吗？”
　　偏也凑巧，第二天，她的一个同族哥哥到我家给她说媒。
　　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母亲把这事跟我说了，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才参加工作，等过两年再说吧！
　　就这样，我也没往心里去。至于她是咋想的我就不清楚了。只是，我发现她上我家串门儿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想这是个误会，准备找个机会同她唠唠。可惜，忙于工作一直没能腾出空来。
　　一晃，正月很快就过去了。生产队投入了紧张的备耕生产，我和大队孙主任被安排到我们生产队蹲点儿。
　　一天中午回家吃中午饭的时候，发现大队宣传委员在家等我呢。他见我回来了，从挎包里掏出张表格对我说：“恭喜你！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推荐你去“辽宁第一师范学院”读书，这是表格，填一下，对了，后天就去学校报到”。
　　上大学，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所以高兴得我，差点儿没跳起来！
　　为了让她与我共同分享喜悦，撂下饭碗就匆匆忙忙的去找她了，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她去她二姐家了。于是，我给她留了一张条子，约她晚上在村外的瓜窝铺见面……告诉她，我很爱她，只是我们还年轻。不料！她误解了，而且误解了好多年。
　　第二天晚上，我早早来到了瓜窝铺等她，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瞅离大队开会的时间仅剩五分钟了，还没见她的影儿。没办法，我只好怀着一颗失望的心，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瓜窝铺。
　　上学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写信。在信里，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我对她的爱，同时也流露了先立业后成家的观点。那封信，我写的很专心，几乎倾尽了我的全部情感和文字水平，简直就是一篇抒情散文。
　　那夜，因为心里亢奋，反过来掉过去的，一宿都没合眼，全身的神经，全部沉浸在幸福的想象当中去了。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我忙不迭的赶忙打开，看后，没把鼻子气歪了。里面全是一些讽刺挖苦的话。我怒火中烧，当即，便给她写了封措辞激烈的回信。就是这封信，我惹祸了！
　　时间不长，我收到了哥哥的来信，在信里哥哥把我好一顿臭骂，警告我说，念书期间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给她写信，如若不然……
　　从此，我再也没给她写过信，打心里恨她。这个心结，一系就是二十年。
　　放寒假回家，尽管碰见她几回，可都是擦肩而过，谁也不搭理谁。有一次，我妈让我去压碾子，走到碾道看见她在那儿呢，便抽身回来了。
　　我们老家那儿，有一种风俗,正月十五、十六这两天晚上都要出走走，说是走百病。老年人东家西家的窜门子，年轻人和孩子都跑到河套去参加滑冰比赛。
　　以前，我都是和她一起去参加比赛的，今年我只好和我侄儿一起去了。
　　到了河套，发现她在那儿做赛前训练呢，见了我，拎起冰车就走了。
　　那天晚上，虽说我的冰车在速滑大战中，名列前茅，但却一点兴致也没有。回忆起每年的冰车比赛，我们双双获第一的情景，一颗心顿感空落落的。
　　197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我们公社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她，也当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工作地址就在我们学校的西边，中间只隔一条道儿。自然经常见面，可是鉴于心中没解开的结，形同路人，仍然是谁也不和谁说话。
　　1978年她结婚了，听说是嫁了个退伍兵，并且有了个小男孩儿。我，也在这一年成了家。
　　在这期间，我们上下班，时不时的在路上遇见，虽说在没有人的时候，相互也理解性的打个招呼，但从没有说过多余的话。不过，有一回让我很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