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忽然遇上一个儿时的熟人。那时我应邀在编一本县中的校刊，那个熟人就是在复印店碰到的。
　　那个人叫承勇，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心里格登一震，许多泛黄的印象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然而太多的苦难和长期的隐居已经让我失去了表达能力。承勇也认出了我，我不知他是否心里也会这样一震，我们虽曾共同有过无数难以忘怀的过去，再见时已确乎无话可说。
　　大约十年之前的夏天，我和二姐跟着妈搬到了二小操场边的石局长家，这时我正在这里上四年级。承勇他妈银花阿姨离婚后，也租到我们住的那所房子来。一天清晨，妈和银花阿姨带着二姐去附近酒厂拾煤碴去了，我在厨房煮饭，一个头上顶着一撂奖状的小男孩朝我们家走来，嘴里大声喊着：“妈，妈，我饿——”
　　这个男孩就是承勇，他和他哥一起跟着奶奶过，由于他妈的缘故，奶奶对他们非常不好，那天他实在饿得慌，终于下定决心来找妈妈。不巧的是，他妈做活路去了，我又不会炒菜，只好让他吃了碗酱油拌饭。
　　晚上我听妈在跟银花阿姨说话，银花阿姨说：
　　“他连件衣服都不晓得拿来，光拿了几张奖状，不晓得是可以吃还是可以穿。”
　　妈说：“承勇这孩子乖，懂得用功，读得书以后才有出息。”
　　我知道妈说的是实话，但银花阿姨却以为她在宽慰她，仍然有些忿忿。不过承勇还真是争气，到了下个学期，他已经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2
　　　
　　两个破败的家庭凑在了一起，骂自己丈夫就成了妈和银花阿姨的必修课，骂到后来，两人都眼泪汪汪了。妈很佩服银花阿姨，她曾给我们说过，因为承勇的父亲对不起银花阿姨，夫妻二人终至对簿公堂，银花阿姨是个出了名的强人，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斗败了承勇父亲请来的律师，将他送进了监狱。有了银花阿姨这个参照物，妈不由得感叹自己心太软，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不管是不是妈心太软的缘故，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下场确实很不好。不知是封建思想作怪，还是地方特色，桃江的男人大都好吃懒做，性格暴戾，家庭观念极其淡漠，抚养孩子侍奉老人的事都交给了女人，一个女人要工作就不能照料孩子，要照料孩子就无法工作。而作为父亲直系亲属的爷爷奶奶们，在这些纷争中，往往秉承了父亲的心狠与冷酷，所以夫妻离异后，子女绝大多数都跟了或许并无谋生技能的母亲。二姐很小的时候，妈去到离家三十里的响水洞电站做活路，把二姐托给奶奶照料，回来后就听邻居们说，奶奶自己有滋有味地吃粽子，却把粽叶扔在地上让二姐去舔；睡觉的时候，二姐经常睡在床底下，不知是她睡不安稳滚下去，还是奶奶不让她睡床上，总之妈从此再也不把孩子放在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她们带在身边。
　　对于妈的辛劳我很清楚，银花阿姨比妈年轻了近二十岁，就带了一个儿子，都没时间回家做饭，只能把自己的老母亲、承勇的外婆接来做家务。作为外地人的妈没有任何依靠，我们姐妹也只有尽自己的力量来减轻她的负担，她卖包子的时候，凌晨四点我们爬起来帮她生火，她做泥水工的时候，我们有空就去帮她和灰浆递砖块，她在磷肥厂锤矿的时候，我们一放学就去帮她锤，她卖童装的时候，我用水彩笔给她在衣服上画卡通。

3
　　　
　　在我的记忆中，承勇是个懂事的孩子，夏天每天放学后，他就去山上割猪草，有时我也跟着他去。他对山里的东西比我熟悉，在割猪草时，总会弄到一些或酸或甜的野果，什么糖罐罐啦，茅茅针啦，牛奶奶（平声，意谓雄性动物生殖器，一种浆果）啦，在那些还不大买得到水果的年月，这些野果吃在嘴里，有一种特别的美味。有一种植物叫做野豌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的笔名中的那个薇。承勇教我把野豌豆剥开来盛在铁皮文具盒里，放到火上去烤，嚼起来嘎崩嘎崩的脆。
　　孩童的大脑通常装不下东西，对于艰苦生活和惨淡人世的印象并不深，因而当时我还能经常编些笑话、小品和相声出来逗大家笑。承勇也很聪明，时常配合着我说相声，临时凑段子，虽是说到哪算哪，两个人却都能毫无阻滞地接下去。银花阿姨特不禁逗，每次都笑得岔气，笑完了说：“这孩子这样古灵精怪，以后一定是个影星。”有一段时间妈不知从哪里学了用手型模仿动物的游戏，就经常逆着灯光在墙上做给大家看，逗得得大家直乐。妈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承勇家三代人，当即出了个谜语：“两娘母加两娘母是几个人？”
　　有个经常来串门的老师总喜欢在大伙娱乐的时候抢镜，经常拿他小时候偷东西的事情来炫耀，一次我听出问题，就问他：“你们什么都偷啊？”他神气地回答：“那当然了！”我又问：“那么人偷不偷？”大家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石局长的儿媳捧着肚子说：“他不说就不说，一说话笑死个人。”

4
　　　
　　那年秋天下了很久的雨，我们住的房子经常漏雨，特别是承勇家住的那间，好几处地方都漏了。到了下半夜，睡的地方也漏雨了，就用摆摊用的塑料薄膜来盖在床上。雨水打在身上，祖孙三人怎么也睡不着。承勇的姥姥不停地咳嗽，像是气管里永远呛着水；承勇饶有兴味地看着雨水敲打自己的肚子，感到十分新奇；银花阿姨则忙着找盆接雨，脸盆、脚盆、汤盆一齐上阵还是不够用；望着到处漏雨的房屋，她郁积的怒火一下被点燃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天空大骂起来：“你这狗日的老天，有本事就把老子的命拿去！”
　　好不容易等到天晴，妈找了个瓦匠来捡瓦。好像是没捡好还是怎的，总之是捡了后下雨又漏，妈就去找那个瓦匠。我记得那是一个有着鲜血一般晚霞的黄昏，妈头破血流地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哎哟哎哟地呻吟。银花阿姨忙着找来纱布和红巩给妈裹上，问她才知是被瓦匠打的。
　　这事过不多久，又来了一场台风，把房上的瓦片吹下地来跌得粉碎，把厨房顶上的牛毛毡吹得四处飘散，把尼龙绳绑的柱子吹得东倒西歪，看看一个厨房就要散架了，我们三个孩子一会飞奔着去追牛毛毡，一会又回来撑住厨房柱子，忙得不亦乐乎。更糟糕的是，我们养的两只小猪和二十多只鸡在暴风过后没有回来，不知最终进入了谁的口中。
　　台风过后，绝大多数人家房上的瓦片被刮得一干二净，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屋就像灯枯油尽的老人，眼睁睁看着却无法阻止自己的无可挽回的坍塌。这场风让我们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以至一段时间内，生活过得越发紧巴。有一次承勇说想吃肉，银花阿姨就喝斥道：“都快活不下去了还吃肉，快来把你妈咬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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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对丈夫的仇恨，母亲们都不准孩子回原来的家。有一次我偷偷回去了一趟，本来妈不知道的，后来我在日记本上写了首诗被妈看到了：
　　数年羁旅客，今日始得归。苔迹铺阶绿，炊烟炙檩黑。
　　鼠从墙角过，鸟在瓦间飞。久候无人至，柔肠渐已灰。
　　妈冷冷说了一声：“赶忙回去认。”石局长的儿子生怕我受罚，忙开导她，说他这么小就写这样好的诗，以后会有大出息的。妈听他这么说，才缓和了些。
　　到了冬天，承勇也蹈了我的覆辙。那两天我没见到承勇，就问妈，妈说，被他妈赶走了。具体情况是，承勇的父亲出来了，承勇去找他要钱，被银花阿姨知道了，她怒不可遏，认定承勇是个跟他父亲一样没良心的，就把承勇绑在柱子上暴打了一顿，并且脱去他全身衣服，把他赶了出去，不许他再回来。据说承勇上课时冻得鼻涕长流，浑身哆嗦，他哥听说后，才脱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妈感慨道：“咋说都是自己身上的一砣肉，怎么忍得下心哟。”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承勇了。不久后我们就搬离了那里，直到我上初中时，我们又搬了几次家。颠沛流离的日子无法留存过多记忆，对于承勇母子，以及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时光，脑中不过徒留一些泛黄的影像罢了。当几年后妈告诉我银花阿姨死了时，我还吓了一跳，她不是才四十左右吗，怎么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