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当时当地流行这样的一句话：“领头〔衣服的领子〕双叠个，墙角落头谈恋爱”。能这样地谈恋算得上风流人物了。
　　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恋爱，谈不上有什么风流、浪漫，也没有在墙角落头谈恋爱的情景。
　　一九六四年，按照传统的惯例，经媒公介绍了一位十八岁年轻女子，那时候虽然知道她是那个地方人，和知道名字叫什么。但却不知道不她的相貌如何？本来可以用照相来弥补，她连吃饭都没有钱，那有钱去拍照片。
　　那个年代，解放军找对象算得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个时代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可吃香了，特别解放军军官，女孩找了解放军之后的，都要问问是二个口袋还是四个口袋，因为解放军的着装，是一颗红星头上戴，二面红旗挂二边。唯一区别的标志是，战士是二个口袋和军官是四个口袋，比战士多了二个大口袋。当时她不知道我是二个还是四个口袋，接受了介绍人的介绍，开始鸿雁传书，
　　但回忆起六十年代恋爱年月里的书信，那个时候的内容非常简单，没有象现在那样，亲爱的我爱你。那些年连称呼还是称同志。志同道合是革命的前提条件、
　　我们在历时五年的恋爱日子里，恋爱信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进，恋爱信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一个月有一封书信来往就算不错了。
　　部队有明文规定，三年服务役期未满，服役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家里人来队探望。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我们巳经谈了一年多时间的恋爱了，但还未见过面。那些年的恋爱，一个月内能写上百来个字，用八分邮票，通过邮局寄给对方，问一问就算不错了。
　　五年时间里，之间都以同志相称，不象现代人那样，哥哥妹妹相称。
　　在恋爱的日子里，手中有毛主席像章，就给她寄一枚。有最新指示发表，马上写信向她传达。
　　得知二派斗争激烈起来了，就写信给她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这样地以革命利益为重，作为谈恋爱的话题。
　　还记得：1966年7月，她寄给我的一封信：“我们学校放暑假了，响应毛主席｀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我们学校组织医疗下乡到三山公社”。
　　我回信写了二句话：“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一个好基础。”
　　1967年10月，当她写信告诉我，她响应毛主席“学军、学工、学农”号召，去平阳县城西公社“学”农的时候，她说自己结束之后到部队来。我给她回信，先用了“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一条语录，说自己忙于军事训练，你不要来部队。
　　我们那些年，最短信的比现在的微信还要短：“今天寄上毛主席诗词邮票一张，请查收”。她回信：“信与邮票收到。祝你身体健康！”
　　概括起来：“书信不说爱，同志情更高，革命第一位，工作最重要。廖廖几句话，能把心连上”
　　那个年代的情感世界和今天一样丰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内心世界的情感比今天要真挚得多。鸿雁传书，在今天这个时候不会再现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年服兵役期满，我可以回家探亲，当我第一次路过她学校门口，从内心来讲，很想进去看看她，但在她校门口徘徊了半小时，还是不敢进去认识一下。先回到家里，等探亲假期到了回部队的时候，在她姐姐陪同下前往学校所在城市，中午在安澜亭码头与她相约。
　　回想起那时相见，那默默无言的内心监戒，说不出半句话来，她接过我递去一支依金纲笔。吃了碗米面，三人一起，沿着望江路，穿过康乐路，绕过解放北路，来到闻名全国的五马街。在路上走了半小时，没说上几句话。在五马街百货公司，挑选了一块布料，作为见面礼，开始了我们正式谈情说爱的生活，为今后的美满婚姻生活，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在南昌铁路局工作的大哥，为了“保卫铁路运输畅通”，在枪战中牺牲。我前往南昌处理后，先经过家里再回部队，带上她妈给她编织毛衣路过她学校。我穿着一件黄色人字布料的军装，袖口破了，勇敢地走进了校门，经询问来到了她的宿舍。
　　年已24岁的我，属猴的本性决定，被她们同学的起哄，黑脸也变红脸了。在请客声中，我乐滋滋地拿出10元，同学们只花费了5元多呢！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恋爱到了高峰期，书信半月一封，还是没有明确表态。那时，在国防施工造成腰痛，常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一八医院就诊，住新同华旅馆，一住就一周。她还是怕难为情，一个人不敢前来，都与要好的同学一起过来看望我。记得有一次，正是星期天，说好到中山公园去玩。她在询问我病情状况时候，终于冲破“难为情”的牢笼，伸出一只手，摸了摸我脊柱骨的疼痛处。
　　五年的恋爱，我已经二十七岁，她也有二十二岁了。从内心深处来说，早就想组织申请结婚，由于她与年龄与我相差五岁，只好等待到二个人年龄相加五十岁才打报告组织。
　　在那个时候，结婚，没有像现在那么容易。
　　结婚前，要经过团政治处对未婚妻子政治审查，女方还要出示身体检查状况，年龄双方相加50岁，方可以批准结婚。
　　经组织批准后，请木工老师制作了一张床铺，凃的油漆还未干，还有一对木箱，还向叔伯哥哥那里借来一张桌子。一九七○年一月十三日（古历十二月初六）那天上午，我去丈母娘家中，吃了岳母给我们煮的两碗长寿面。二时许，告别岳母，提着一只旅行袋，领着她到我家。
　　办了几桌喜酒，请来亲朋好友、亲眷叔伯，在俭朴的热闹声中，欢度了人生的婚礼。她也没说嫌弃家里财产少。
　　探亲假到了，过了五天，告别妻子回部队了。她送我车站，我上了车，她也回单位上班去了。
　　后来她请了十天探亲假，来到平阳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角落头宿舍里，我们俩高高兴兴地度过婚后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
　　从此以后，我们又开始婚后八年的异地生活，每年探亲时间一到，她从不拖我后腿，反而催促按时归队！
　　我们是农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六结婚，由探亲时间到，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就告别了妻子，返回平阳县革命委员会上班。
　　当时，受部队首长派遣，参加地方“三支二军”工作，我到平阳县革命委员会报到后，给我按排在清理阶级队办公室，具体负责敌伪档案的整理和敌伪人员的下落查找工作。
　　妻子为了欢度婚后第一春节，向单位请了十天探亲假，十二月二十二日，来到平阳县革命委员会大院。
　　我所住的宿舍非常简陋，是一排没有楼的平房，面积不足十平方，除了一张床一张桌椅板凳，和一只放脸盘的架子外，没有别的东西了。
　　第一个婚后除夕之夜，老乡们回家去了，平阳县革命委员会大院内除了门卫，基本上没有人出入。
　　我夫妻俩白天到市场上，买了几个自己喜欢的蔬菜，就这样地在静悄悄的平房里，用煤油炉煮烧饭菜，过了婚后第一个“过年饭”。
　　婚后第一个除夕之夜，可以说，过了一个“革命化”的静悄悄“除夕之夜”。
　　正月初三，探亲假到了，上午送她去平阳车站，买不到去温州车票，只好回转到宿舍吃了饭。下午送她到温州，在温州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她回家去上班了。
　　一个革命化蜜月就这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