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鲁北地区的一个不足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父母是两个不同村庄的人，相邻不足一公里。父亲中学毕业，就招工来到了胜利油田，那时还叫“九二三厂”。和母亲结婚后，父亲每年只有冬季临近春节的时候，才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期，所以，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日都是在冬季的同一个月，这个缘故还是我大以后才明白的。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耳朵发炎，整天的往外流脓水，用当地人的话，这种病叫“耳朵底子”，因为农村医疗条件的限制，把病给耽误了，炎症越来越严重，母亲没上过学，就托人给父亲写了封信，父亲又托人带回来一瓶双氧水。据母亲回忆说，当时给我上药，她轻轻唤着我的乳名，让我安静下来，然后把双氧水倒进我的耳朵里，双氧水强烈的杀菌性能马上见效，从我耳朵眼儿里“咕嘟咕嘟”地泛起了白沫，顺着我的脸和脖子往下流，对于没见过世面的母亲来说，算得上是惊心动魄的场面了，可母亲说，当时的我居然丝毫没有反应，她把我的无动于衷看成是因为疾病折磨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双氧水杀菌带来的疼痛，这让她非常的心痛。当然，现在说起来，那种耳朵里泛白沫的感觉到底如何我已经无法考证了。

　　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水平就象家乡的土地一样贫瘠，父亲兄妹五人，父亲是老三，上面一哥一姐，下面一弟一妹，因为日子的贫苦，妯娌之间、姑嫂之间感情非常的不好，母亲过门以后，承担着一大家子十五六口人的吃饭问题，还要照看着幼小的我，就这样，姑姑和叔叔下工回来，不是嫌饭没做好就是摔干活的家什。吃饭的时候，母亲要先照顾我，等到母亲吃饭的时候，就只剩下残羹冷炙了。就在这没分家的五年里，我们兄妹三人相继出世，这五年内，母亲几乎没吃过一顿热乎饭，母亲有胃溃疡，估计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父亲每月都会寄来自己的工资，都是爷爷拿着图章去领，母亲从来不知道父亲到底寄来了多少钱。爷爷从来没有把父亲的工资给过母亲一分一毫，在他眼里，儿子是他的，儿子挣的钱属于他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但到今天，母亲也从来没有为此抱怨过，哪怕是我父亲都已经认识到当时爷爷的做法欠妥。关于取父亲的寄款，还有件趣事儿呢，当时，我已经五岁，明白了父亲每月都要寄钱来，当我听到邮递员在外面喊拿图章，我抢先跑到爷爷屋里用图章拿到了父亲寄来的五十元钱，无论爷爷怎么哄我，我就是不给他，嘴里还振振有词的说：这是我爸爸邮来的。后来的结果如何我没记住，是妈妈告诉我，爷爷用十张一毛的钱换走了我手中五张拾元的钱。在孩子的眼中，多和少的概念是非常狭义的。

　　在贫苦的岁月里，我能感受到白面馒头比玉米窝头好吃，还是分家以后的事情。村里按着人头给母亲分了地，母亲一个人种了四口人的土地，农业的原始化操作极大的消耗了她的体能，在我们那里，因为要填饱肚子，大多都种产量较高的玉米，麦子因为产量低，而不被人们认可，假如要是拿玉米能换来一点大米，简直就是过年，而且，换大米的比例还高的吓人，大概是十比一的比例吧。我对儿时记忆有印象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七岁了，母亲下了地，我的任务就是看着两个妹妹，不懂事的我们把家里弄的一团糟，母亲晚上干到七八点才回来，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人连累带饿，早就横七竖八的睡着了。现在每当母亲说起这些，还觉得非常的愧疚。母亲的农活干的非常辛苦，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两个舅舅还能帮一下忙，可我的大伯，叔叔，姑姑几乎视若无睹，自己的活干的再快，也绝不会帮母亲。有一次要下雨了，母亲找到大伯，要借他的马车用用，把放在地里的玉米拉回来，要不玉米在地里非生芽不可。大伯车倒是借了，可是把马卸了下来，因为天色已晚，母亲说害怕，让我陪着她，我也只是个陪衬而已，一个六岁多的孩子，能有什么力气帮母亲呢？结果，瘦弱的母亲拉着连空车都嫌重的马车，一直干到近晚上十点钟，累的连炕都上不去。因为这件事，前些年大伯家有困难到我家借钱时，我破天荒的投了反对票，小妹对我的举动感到很吃惊，我想，她是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我当时的复杂心情。可善良而宽容的母亲仍然不计前嫌的接济了大伯一家。母亲在雨夜中负重前行的情景，使我长大很多年后对影视剧中见到的凄惨苦难场面无动于衷。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的麻木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同情心。

　　等我到了七岁，就已经能下地干点儿活了。说是活儿，在孩子的眼中，和玩游戏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照顾小妹妹的责任，就落在了只有五岁的大妹妹身上。母亲说，那时候带着我下地，我经常的晃着幼小单薄的身子，嘴里叭咯叭咯的和她说着话，跟在她的后面收敛棉花茬（棉花的根，当柴烧）。那广袤田野中一大一小的身影，在我后来的人生记忆中常常浮现出来，凝固成一幅美丽而心酸的画面。

　　八岁那年，我上学了。

　　据父母说，我小的时候就显出非凡的聪明和记忆力，才两三岁，教过的汉字几乎过目不忘，因为我的聪明，大人们也经常拿识字来逗我玩，母亲说我三岁的时候，已经认识三四百多汉字了，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家伙。有两个场面值得赘述：一是大人们在街上见了我，都会叫着我的名字：“过来认个字。”我就会撅着小屁股（还穿着开裆裤）爬到那人身边，非常认真的认字。还有一次是母亲带我去油田看望父亲，那时父亲写的一手好美术字，当时父亲正在写一副什么“大干快上，力争上游，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母亲识字少，把“而”当成了“要”字，她对父亲说，你这个“要”怎么写了一半呢？当时在母亲怀里的我说：“娘，不是‘要’，是‘而’”。就因为这一句话，母亲说当时父亲高兴的扔了笔把我抱了好久好久。

　　言归正传。说实在的，现在想想，当时农村的教育质量真不是一般的差，教师都是民办的，都有自己的土地，上着上着课，有事就下地了。在我们村里，能上完小学已经算比较殷实的人家了，村里也没有几十个学生，大家都是半学半玩，农忙的时候，还要放秋假和麦假，在那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也只能随波逐流。这个时候，我已经能干一些比较象样的农活了，比如象施化肥，那时都用碳酸氢氨，在炎热夏季的玉米地里，我跟在母亲后面施肥，玉米叶子的尖齿把我的小胳膊拉的一道一道的，一出汗，痛痒难忍，加上玉米地里密不透风，碳酸氢氨刺鼻的气味把我熏的直哭。可就是这样，我记得母亲也是咬着牙不吭声，直到干完为止。看着那时候母亲的表情，我似懂非懂的明白了什么叫坚韧。不知道现在十来岁的孩子，能不能想像出并体会这种类似的苦难。

　　半耕半读的小学生活，并不影响我因为聪明带来的好成绩，我一直是村里同年级中的第一名，虽然后来证明，这种好成绩是多么的不扎实，是多么的低标准。

　　一个称得上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在1985年的时候到来了，油田允许职工带家属出来，就这样，我们兄妹三人随母亲来到了胜利油田。那年，我12岁，面临小学毕业。

　　给我们搬家的车经过了一片楼房，我和妹妹还欢呼雀跃，以为可以住大高楼了。可车又慢慢的开出了楼区，把我们拉到了一片旷野中，这里，是十几排用芦苇为骨建造的简易草房。车在几间房顶有大窟窿，而且到处漏风撒气的房子前停了下来，父亲说：这就是我们的家。看着和楼房形成强烈对比的草房，我立马大哭起来，两个妹妹也跟着哭起来，母亲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收拾那几间几乎都无法收拾的破房子的时候，我从母亲的脸上再一次读到了坚韧。

　　虽然住的条件不好，可离我们的住地有三四公里远的学校条件可好多了，对于我来讲，的确是一片新天地，明亮宽敞的高楼教室，崭新整齐的课桌，穿戴时髦的同学，都让我大开眼界。可这种新鲜日子没有几天，我就感受到了极大的不适应：老师们标准或者不标准的普通话、教学的进展速度、同学之间的关系，都一度让我无所适从。我在农村那点儿自以为是的好成绩在这里直接排不上号，同学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嘲笑，因为当时我的鞋子连鞋带儿都没有，我就象一个怪物一样在大家异样的眼光中慢慢麻木。接下来，就是学习的问题，我在农村的基础太差了，所以，我要赶上进度，必须要比别人付出多几倍的努力，这对于爱玩的我来说，是多大的摧残！父亲管我的时间也多了起来，在他的督促和我自己的努力下，终于在初三的时候，我进入了班级的前十名。在初中毕业选择去向的时候，那时候大多数人的观念是：油田的孩子是铁饭碗，早工作早挣钱。大多数的孩子招了工，而父亲替我选择了上高中继续读书，在能有机会多读书这一点上，我要感谢父亲的，在我以后步入社会的很多年里，我随时都能感觉到多上几年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