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在小学课堂上学了一首古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老师说：二月蚕茧还没结完，五月谷子还没成熟，价格自然是很低很贱的。可是极端贫困的农民们为了生存，为了交租、还债，还是不得不“卖”，不得不“粜”。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无论养蚕还是种田，都得忍受地主老财们残酷的剥削，虽然暂时度过了眼前的难关，却像被剜掉心头肉一样痛苦不堪。
　　十多年后，在唐诗选本上又读到了这首诗，才知道这是晚唐诗人聂夷中的作品，原诗共有八句，小学教材上只选了前四句，后四句是：“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于是我想：原来在封建社会中，残酷剥削农民的，不仅仅是地主老财，更有官府与皇帝。农民不仅仅要向地主老财交租、还债，还得向官府交捐纳税。很显然，作者这首诗除了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外，更是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尖锐的贫富对立。
　　前几年，学了著名特级教师李吉林有关情境教学与情境教育的理论，我忽然想：这首诗不就是一份情境教育的活教材吗？你看，前四句以述境为主：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卖丝粜谷为哪桩？读者就像读《卖炭翁》时一样，自然会问：卖炭得钱何所营？丝与谷，不用卖，就可以成为“身上衣裳口中食”，是不是农民比卖炭翁幸运得多，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但解决了，还要“卖”与“粜”，莫非比卖炭翁强多了？否！他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述境之中已经融入了感情，一种使人不能不深思的无奈、痛苦而又深沉的感情：原来，卖与粜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都是在万不得已时而不得不为之，是剜肉补疮！而后四句则以抒情为主，“我愿”抒发了作者关注下层人民、关注弱势群体，希望“君王”改善其统治的真挚情怀，活画出一个普通知识份子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情中又有境：有“绮罗筵”，有“逃亡屋”，更有那想像中的“光明烛”，而作者的“愿”又通过对君王“心”的想像而得到了升华。前四句境中融入了真实之情，后四句情中寄寓着理想之境，整首诗情境交融，浑然一体。李吉林老师在教学《卖火柴的小女孩》时，用火炉、烤鹅、圣诞树来反衬小女孩的寒冷、饥饿与孤独，最后又出示小黑板，上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用中国封建社会的贫富不均来与19世纪的丹麦社会作对比。其实，如果将聂夷中的全诗都收入教材，那“绮罗筵”与“逃亡屋”的对比，不是同样能显现出贫富不均，不是同样鲜明、同样深刻、同样生动吗！
　　不久前，听了这样一则故事：某青年师范大学毕业，与女朋友去一个穷困闭塞的山村小学当了教师。一年以后，女朋友实在吃不了这个苦，回城去了。又过了两年，女朋友来信说：你再不回来，我不等你了。他确实太苦了，也太孤独了，尤其是太想念女朋友了，于是，决定“逃跑”。他给村长留了个纸条，就偷偷地背起行李，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到了村口，面对着大山跪了下去——他实在舍不得他教的那些孩子们啊！忽然，他听到身后“呼啦啦”一阵响，扭头一看：全班26个女学生，一个没少，全都到了，而且，全都跪了下来：“老师，您别走。女朋友不要您了，我们要。等我们长大了，全都嫁给您！”
　　我不知道那个青年教师有没有留下，也不知道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作品，然而我相信，它反映了真实的生活，因此它至少具有艺术的真实——令人揪心的艺术真实。是的，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责备那个青年教师，甚至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责备他的女朋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一个教师去贫困闭塞的山村一样。相反，能够舍弃优越的环境、优厚的待遇和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却为了穷孩子们甘愿默默承受贫困、承受艰辛、承受孤独的青年教师，不是更应该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与由衷的赞美吗？哪怕他们的承受只有短短的三年、两年乃至一年。然而，那些孩子们呢？那些与富裕地区、与繁华城市的孩子同样活泼、同样可爱、同样天真的贫困而又闭塞的山村中的孩子们呢？他们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享受良好教育——至少是相对良好教育的权利啊！是的，“等我们长大了，全都嫁给您！”这是童稚之言，甚至是荒诞的童稚之言，然而那26颗童心，却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纯真。那26双渴求良好教育、渴求留下良师的眼睛，那大山下、小村口，师生对跪震人心、撼人魄的一幕，难道不是情境教育的绝妙教材吗？
　　连日来，大山下、小村口的那一幕尤如一幅图画，经常在我眼前浮现；而聂夷中的诗句则经常在我耳畔回响：“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