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赵璘在《因话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裴先得洎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相访。裴公给恤优厚，从容款洽。在其第，无所不为，乘间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诚佳士，但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纲纪。他日有害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
　　这儿的“裴先得洎”就是唐朝大臣裴垍。“在中书”，哇，那可了不得，进入中书省这一核心机构、决策机构，也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于是，有个老朋友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到京城来拜访他了。这个老朋友官儿做得也不算小，不过，与裴垍这个当朝宰相相比，自然就不值一提了。可是，裴垍并不因地位的悬殊而流露出一丝半点的轻蔑之心，不但“给恤优厚”，给以丰厚的物质待遇，而且“从容款洽”，即盛情款待，经常与他饮酒叙旧，相处得十分融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给老朋友以充分的自由——老朋友在裴府，可以“无所不为”，可想而知，如呼婢使仆呀，如纵情玩乐呀，如猛吃猛喝呀，均不受任何限制，都能够随心所欲，简直比在自己家里还更自由、更自在。眼见得裴垍如此重视感情，如此珍惜友谊，老朋友心里自然美滋滋的，乘机请求裴垍稍微使用一下手中的权势，将自己调来京城长安，弄一个“京府判司”的官儿当当。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却碰了个大钉子，被一口回绝：你确实有才能，有政绩，然而这个职位却不适合你。我裴垍可不敢因为老朋友的私交而破坏国家的法度啊。老朋友显然没有死心，大概还摆出了许许多多具体困难：比如远在外地，父母年迈，家中照顾不到呀；比如妻子多病，水土不服，致使自己不能安心工作呀；比如地处荒僻，子女找不到好老师、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呀；等等等等。总之，确确实实很困难，太需要老朋友照顾照顾了。裴垍的回答则更加干脆：他年如果碰上一个瞎眼宰相，或许会同情你，给你这个职位；只要我裴垍还留在宰相的位置上，却是“必不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下子就将后门彻底堵死了。
　　裴垍是山西闻喜人。他生于哪一年，已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入阁拜相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九月，两年后即因中风而去职，并于元和六年（811年）病逝。史书上还说他“年少柄用”；“虽年少，骤居相位”。可见他很年轻，估计只活了三十岁左右。然而，他的政绩却不容忽视：他整饬吏治，抑制宦官干扰政事；他改革两税法，废除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尤其使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江淮之民得以休养生息；他鼓励谏官言事，所提拔的白居易、元稹等人，均以畅所欲言、敢于抨击时政而知名；他推荐的李绛、崔群、裴度等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相。
　　裴垍能取得如此政绩，除了唐宪宗李纯的信任外，其自身原因不外乎两条：一，他才华横溢，尤其是一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二，他大公无私，绝不凭借权势以谋私利。裴垍二十岁时就考中了进士，唐德宗贞元年间，朝廷推举“贤良极谏”，他又因“对策第一”（《旧唐书•裴垍传》）而授职美原县尉。元和初年，他被召入京中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后来，新宰相李吉甫因刚刚进京，不熟悉情况，请求裴垍推荐“才杰”。裴垍提起笔来就书写了三十几个姓名，并被李吉甫于“数月之内，选用略尽”。于是，普天之下都称赞李吉甫会识人、能用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真正精于鉴人的，不是李吉甫，而是裴垍。
　　裴垍铁面无私，以“守正不受请托，考核皆务才实”而名闻天下。不但长安城里那些勋臣贵戚们见了他，都不敢托以私事，就连宪宗皇帝李纯也忌他三分。李纯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宦官吐突承璀就开始服侍他；李纯做了皇帝，吐突承璀最受宠幸。可是，当吐突承璀乘着与皇帝闲谈之际有所“关说”时，皇帝竟然因为“惮垍”而“诫使勿言”。说白了，就是连皇帝老儿也因害怕裴垍，告诫吐突承璀：别再说了，那裴宰相一定不会卖这个情面的；他一身正气，连我这个当皇帝的也无可奈何呢！
　　可惜，裴垍只当了两年宰相；可惜，裴垍只活了三十岁左右。倘若天假以年，他必能为国家、为百姓作出更大的贡献；倘若天假以年，后人在歌颂“包青天”、“海青天”时，或许还会多出一个毫不逊色的“裴青天”。尽管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中，“青天大老爷”是那么地不合时宜；然而，在我们这个尤重“国粹”的泱泱大国，在芸芸众生尚未根本上从“臣民意识”蜕变成“公民意识”之前，在物欲横流、腐败无孔不入之际，“青天大老爷”毕竟比“瞎眼宰相”、比贪官污吏要受人们欢迎些吧？
　　后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将赵璘记载的这段故事收入了《资治通鉴》，显然是想给当时或以后的皇帝及执政大臣们一些借鉴；或许，那年轻的裴垍宰相，也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一点启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