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与几个朋友在某小饭馆用餐，一个朋友忽然说：“今天是辛亥革命104周年纪念日，也是我的生日。”恰在此时，服务员送上一盆米饭，我对服务员说：“主食换面条吧，我们这儿有位先生今天生日。”就在等着换主食的间隙中，那位朋友聊起了他的生日：
　　“10月10日双十节，那可是国民党的国庆日呀，我出生后，家中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日子，替我报了阴历生日：九月初七。于是户口本上就写成了1956年9月7日，我以后也就只能过自己的阴历生日。‘文革’结束后，我才到派出所改回了现在的生日。我说：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的父母不得不替我报了阴历生日；现在，我应该改回自己正确的出生日期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很理解，很快就更正过来了。”
　　“10月10日，那有什么敏感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十块浮雕中，不也有一块‘武昌起义’么？”一开始，我觉得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是呀，可是彼时彼刻，说不定就会给人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麻烦呢。”朋友摇了摇头，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我细细一想，他说的确实有理。他出生的那一年，虽然既没有开始“反右”，更没有发动“文革”，可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经揪出来了，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已绷得紧紧的，阶级阵线也必须分分清清；而“国民党”呢，那是约定俗成地与“反动派”连在一起、被组成一个名词的呀！虽然上面说过了：党的政策历来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一个人的出生不可选择，而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却是完全可以选择的……然而事实上呢，那些“出生不好”的人们，不是多少年如一日地受着严重的政治歧视么？既然连出生都不可选择，出生日月就更不可选择了，然而焉知这“更不可选择”的出生之日，在碰上了某个特定的敏感日子时，会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某种麻烦呢？那位朋友家中的具体情况我不甚了解，只知道他们家在“文革”中曾受到严重冲击，家中一些比较贵重的家具、一些珍贵的收藏品被抄走后，至今也没能获得任何赔偿。我又想起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其老爸替他的两个双胞胎哥哥取名为“长江”、“黄河”，他则被取名“长城”。这些名字，可以解释为其老爸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后一种解释发生在其老爸被打为右派之后，于是给儿子取名字也就成了老头子的“罪状”之一。问题是，解释权往往并不属于当事人，甚至，当事人连替自己辩白的权利也没有……
　　闲谈之间，大家渐渐对那个朋友改生日表示了理解。接下来，大家又围绕着辛亥革命的104年生日闲聊了一阵，其中有个朋友聊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惠芳的一些情况，那是他曾经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孙惠芳出生于1936年，1955年以优异成绩在上海某高中毕业，却不准她考大学，原因是她出生于“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后来她写信向国家副主席、祖母宋庆龄求援，才于第二年即1956年被同济大学录取。所谓“反动官僚资产阶级”，自然是指孙惠芳女士的爸爸孙科了，他可是“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啊！可是，她的爷爷孙中山先生，不是也被最高权威钦定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么？孙惠芳女士当时为什么不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呢？很显然，她作为一个年轻的高中生，也并不具有解释权与辩白权。
　　“祝你生日快乐！”
　　面条端上来了，大家举起酒杯，齐声向那位朋友祝贺。干杯之后，我暗自思忖：解释权与辩白权，对于一个公民来说，或许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