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下乡第二年来到青年点的，瘦小，文文静静的，像一个小妹妹。她的名字很特别，叫蓝芙蓉，大家都叫她芙蓉。
　　她年纪不大，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为什么这么小的年纪就来到这里，来到这样一个偏远的农村，我们不知道。问她，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看样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她不肯说，我们也不忍心再问。
　　在我们这些已经在农村奋斗了将近两年的知情看来，她的确是有些小了。白白净净，文文静静，瘦瘦弱弱，她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干那些粗重的农活呢。
　　第一次出工，就让那个给我们分派活的老农犯了难。专门负责给知青们分派农活的，是一位五十四左右的老农，人虽然长得粗粗拉拉，却是心地善良。他看到芙蓉站在那里，羞羞涩涩，像一株刚刚破土的幼苗，水水灵灵的，弱不禁风的样子，不禁有些犯难，围着她转了半天。最后，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道：“要不，让她和你一块跟车送粪吧，她算半拉工。”我点点头，给多少工分，其实我并不在乎，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应该得到我们的照顾。
　　派活的老农走到她身边，指着我说：“你，就跟他一块干活吧。”她立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脸上灿烂着，又蹦又跳地向我这边跑来。其他的知青们这才放下心，纷纷拿起农具，出工了。
　　在农村里，跟车送粪，算是一个很轻松的活计了。一辆马车，一个负责赶车的“老板子”，我，还有芙蓉负责装车，卸车。每天送几趟，要看路途的远近，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这种车在农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一付车棚，长长的车辕，套上两匹或者三匹马。车的前后两侧都有一块伸出的木板，供人乘坐的。赶车的老板子坐在前头的“里手”处，手拿长长的鞭子，吆喝着牲畜，负责驾驶。那时候，农村一般的生产队，不过三两辆马车，赶车多少也算是一个技术活，不但轻快，还多少有些实惠。出门进城，买进卖出，或者村里谁家用一用车，都少不了老板子的好处，所以，农村的老板子，一般都很“牛”的。
　　但是，我们跟车的这位老板子，对我们这些知青却很好，从不欺负我们这些不懂农活，有没有什么力气的青年人。他常常说：“这些还不懂事的孩子，这么大一点就离开父母，来到这个山沟里，也怪可怜的。”能照顾的时候，他总是想办法照顾我们。和我们在一起，芙蓉很开心，说说笑笑，一天里快快乐乐。
　　她的声音很好听，就像她清清秀秀的身材，很迷人。她说话从不高声大嗓，就是在刮着风的田野里也是如此，但却总是那么圆润，那么柔和。她说一口有别于我们当地的，地道的北京话。这使我们对她的身世愈加好奇了。可是，每当说起这个话题，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她的目光就会有些忧郁，脸上也现出茫然的神情。
　　她的力气很小，可她从不知道偷懒。装车、卸车的时候，总是抢着干。车老板子就会冲着我喊叫：“你一个大小伙子，偷什么懒，还不快点，活都叫小丫头干了。”我就生气地把她挤到一边去，她则一边笑着，又跑到另一边，一锨一锨照样装车。卸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两个站在车的后边，将车帘子敞开，一边一个，马车走走停停，我们就一堆一堆将车上的粪卸下来，她一点不比我少干。
　　说实在的，那时的车装不了多少东西，三个人，一会儿就装满了。把车帘子围好，固定住，扫一扫坐板上的粪土，坐上去。车老板子一甩长长的鞭子“啪”挽起一个鞭花，马儿们就驾起车，顺着山路，朝田野走去。我和芙蓉坐在车尾巴上，一边一个，悠悠地坐着。深秋的风顺着山坡吹着，很温暖的太阳从头顶照过来，感觉很惬意。芙蓉小声哼起了歌曲，随着山风飘荡，是那样温情、美妙。车老板子听得痴了，抱着鞭子，咪着眼，好像睡着了。马儿们停下脚步，在山坡低下头，寻找路边那稀稀落落的枯草。我急忙喊着“车，车。”老板子“机灵”了一下子，像是刚刚从梦中醒来，嘿嘿笑一笑：“这丫头，唱得比收音机里还好听。”说着“啪”甩了一个响鞭，车又继续前进了。
　　芙蓉有些不好意思，说道：“老在这车上坐着，晃晃悠悠的，睡觉的时候，都在晃呢。”
　　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劳动，休息。休息，劳动。简单的日子过得很快。
　　城里的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青年人，读完书之后，自然也要回到农村，好好劳动，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我们这些从城里的来的，叫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而那些原本就是农村的青年，叫做“回乡知识青年”。我们青年点建在村外一个山坡上，离学校很近，距离村子则相对远一些。我们的生活很封闭，除了劳动休息，基本不到村里去，和村里的青年没有什么来往。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青年，与本地的青年似乎有一种自然的隔阂，有一种明显的距离感。不知谁比谁感到更优越一些，可能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对对方的不了解、不友好。
　　那时，农村虽然很闭塞，但政治形势却不太平静。不知为什么，忽然间上上下下的大小干部都换成了年轻人。我们所在的大队书记也换成了刚刚回乡的年轻人，这些人不太重视农业劳动，却热衷于政治宣传。农村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宣传阵地，自然的广播了。为了加强广播宣传力度，他们想找一个更好的广播员来替代原来本地的人，于是，他们自然想到了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知识青年，自然想到了芙蓉。
　　调动命令的下达很正式，由大队下达到生产队，由生产队下达到青年点。接到这个很郑重的所谓调令，芙蓉并没有现出多么高兴的样子。她来到这里时间并不长，一切还都不熟悉，她好像并不愿意离开大家，独自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虽然并不太远。我们则为她感到高兴，以她的身体素质，实在不适合继续干农活了。冬天马上就要过去，即将到来的春播，是很累、很苦的，她无论如何都吃不消。如果每天放放广播，播一播大队的通知，基本上是很清闲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啊。
　　我们都极力鼓动她去，给她讲担任广播员的好处和重要意义。其实，那个时候，决定权并不在我们青年点，也不在芙蓉的手中。愿意与否，都必须服从。
　　到大队部报到那天，芙蓉提出要我去送她。
　　大队部在村子的另一边，从青年点到大队部，正好穿村而过，有个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大队部是一个很宽敞的院落，几间砖房坐北朝南，很豁亮。房子的正前方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一面国旗迎风飘扬，为这个院落平添了几分威严。房脊上安放着一个很大的高音喇叭，每天的广播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走进院子，敲开大队部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年轻人。我有些意外，看模样，似乎比我还小一些。不用问，他就是新上任的大队书记。我们相互打量着，瞬间就明了了对方的身份，我十分明显地感觉到了对方那种不友好的态度。他转向了芙蓉，笑了，说：“欢迎你来大队部工作。”说着，伸出手来。我看见那是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细腻、白皙，与农民的手截然不同。
　　我有些尴尬，对芙蓉说：“你们谈，我先回去了。”
　　芙蓉迟疑着，看着我，不知应不应该去握那只伸过来的手。却被书记一把握住，拉着向屋里走去。
　　芙蓉从此每天早出晚归，天刚蒙蒙亮，就到大队部去，打开广播，开始一天的播音。天黑了，才回到青年点。她与我们大家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没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可是，自从她开始播音那天起，整个村子似乎都变了一个样。每天清晨，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她就会用那轻柔、悦耳的声音发出第一声问候。村里人就在这一声亲切的问候中，起床、洗漱、做饭。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舒缓的晨曲也慢慢响起，院子里的牛羊也发出咩咩的叫声，村子从熟睡中醒来了。村子里的大人们很是自豪，逢人便说：我们村里的广播，比那中央广播电台的都要好。孩子们则模仿着她的播音，读书，说话。学校的老师们也感觉到了压力。为此，大队书记还受到了公社的表扬，说他政治工作做得好，知识青年工作做得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我们也为芙蓉感到高兴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