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冷漠还是热情？是退缩还是坚持？这是我在贺州这小地方卖诗被冷遇时，常活跃在脑子里的两个问号。这个时候，我的心情会突然急剧低落而糟糕。我知道我不能责怪那些对我视而不见冷漠的路人，我不能怪他们没有停下来翻看和买我的诗。其实买不买没关系，真的，哪怕一天一本也没卖出去，但只要有人能暂停脚步，随意翻翻看看我的诗，我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这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如再能跟我交流上几句，我即会心花怒放的感激不尽。
　　说什么都好，哪怕只是批评也是给予我的一种友善。然而，在生我养我这块土地上，能给我精神上鼓励和支持的路人，还是实在太少了。
　　多数人看的和想的似乎都太现实，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用摆地摊叫卖的方式来推售自己的诗，或许我这样叫卖自己的诗不像个诗人，更何况听我吐字不清，匆匆走过的路人若不注意，有时候不但没能听清我喊什么，甚至会被我的声音吓一跳，一头雾水的看我这动作不协调的人一眼，除了赶紧走开，哪还会停下来看我的诗呢？可当终于有人愿意停下来翻看我的诗，买我的诗时，我之前的所有低落情绪便会一扫而光。我的坚持总算是值得的，在这人心浮躁，诗歌日益被冷落的时代，我执着的热爱诗歌，并把诗歌当成信仰是值得的。

　　二

　　“你写的诗？”
　　已不止一两个路人这样质疑过我了。几乎在很多人看来，像我这样行动不便，话语不清的人，怎么会写东西呢？更何况我写的偏偏写的还是诗歌——这个在很多人认为已经没有人会读诗的时代，有谁还会去写诗呢？一个身体有缺陷，讲话不清，很多人看后的第一反应是个脑瘫弱智的人，怎么可能会写诗呢？简直匪夷所思。
　　这个时候，我也因此匪夷所思的自卑起来。就常人思维，我这个行动不便说话不清的弱者，根本不应该会写诗，那么我应该会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有想过。在常人看来，我应该会什么呢？估计应该什么也不会，我这样的人应该是只能靠人照顾，靠人帮助，甚至是靠人施舍才能生存下去的人。
　　确有其事。一个刚入夜的晚上，我一贯坚持在指南书城的天桥上逢人叫卖：看一看吗？这是我写书。这时一个身材高大年轻漂亮的妈妈带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从书城走出来，快经过我时，突听到我的叫卖，被我不清的声音吓了一跳，慌里慌张地瞅了我一眼，便拉紧了两个孩子小跑了过去。我因他们的举动而烦躁，随即一字字地说：这是我写的书，请看一看！我不希望他们误会，我只想一字字地让他们听清楚。他们在那边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不知道那个身材高大的漂亮妈妈对两个孩子说了什么，只见小男孩走了回来，我以为他们听清我说什么了，走回来想看看我写的是什么东西，没料到小男孩走近我却是要给我两块钱。我当即哭笑不得，也气不打一处来，拿出自己的钱包给他看：
　　“我给你一百吧！”我说。
　　小男孩不知所以的看着我，一脸的无辜，但我能从他清澈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善良。我情愿这是善良的，然而我不能理解那个身材高大的漂亮妈妈。
　　究竟这书是不是我写的？刚开始我回答说是，我从中学就开始写了。渐渐的，我越来越不情愿回答这无聊而没有自尊的问题，这毫无意义。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坚持的卖诗。不是我写的，我会拉出来卖吗？

　　三

　　为避免麻烦，我顾虑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把十年前《贺州日报》登在头版的一篇关于我的报道拿了出来，摆在我签售的地摊上，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想把视频放出来。我不是想炫耀什么，也不指望这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只是向大家证明，我从中学起就开始写东西了，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甚至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人人变得物资的时代，我选择坚持并忠于我的理想（同时也是我信仰）：在这个不读诗歌的时代，诗歌越是被人们冷落，我越要坚持写诗，出去卖诗。我要为诗歌呐喊，为自己为生的存在呐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全部意义，也是对那些心存疑问的人最好的回答。

　　四

　　我为什么非要出去摆地摊卖诗？为什么不能放在书店里卖呢？起初我确实是厌恶了现有安逸的生活和稳定的工作，我想抛开一切，争脱掉捆绑在身上的枷锁到北京去，过我想要的自由生活。去年十一，我原本只是到北京散散心，找兄弟们喝喝酒，不料见了酷哥（即庄酷）后，却让我萌生了重返北漂的打算。这么多年了，酷哥仍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卖自己写的书，而且通过卖书在北京买了套房子。我突然在他身上看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有什么理由寄生在单位里虚度年华呢？酷哥跟我一样，都是行动不便话语不清的人，他坚持十几年，靠写书卖书养活自己（他说：卖书是为了更好的出书）。尤其在看了他的游记《江湖夜语十年灯》之后，极大触动了我的情感，中国残联曾要聘他为副主席，享受国家给予的待遇，他竟一口回绝了。他卖书能养活自己照顾家人，为什么要接受国家怜悯呢？在他面前，我只能自愧不如。我有什么理由去做个寄生虫？
　　我当时情绪激烈且逐步高涨，下定决心，回到家里就开始整理诗集。不管家人跟身边的朋友怎么劝阻，我都决心为自己的生命破釜沉舟，阻死所有的退路。在诗集自序里我就是这么写的：人活一世，就要有冒险家的探险精神，敢于突破自身局限的牢笼，大胆的走出来，放眼全世界，这样才能在不断的行走中发现人生的新大陆，最终展现此生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只能枉度此生。我对现有安逸的生活说不，即便我身有残疾又如何？我要做个独立的自由人，带着我的诗歌周游全国乃至世界。走到哪，我的诗歌就写到哪卖到哪，在游走中感受不同的环境接触不同的风土人情，以此去丰富充实我的人生。
　　诗集最终是如愿出版了，我也开始去卖诗，暑假和十一我都到北京去了，但我始终没有如愿辞掉稳定的工作。如果说开始我的不顾一切是感性的话，如今我不辞职并非我就理性起来了。我认为辞职与否跟感性和理性无关。我一直都是个感性的人，我做的任何选择都跟感性脱不了关系，所以我最终感性的选择了爱和责任：一个人，只有爱和责任才能实现更大的理想。

　　五

　　与酷哥相识是2010年出版《时光隧道》之后，那时我在北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要钱没钱，吃了上顿没下顿，要不是房东见了我的情况大发慈悲，要不是认识个开饭店的桂林老乡，估计我早露宿街头忍饥挨饿了。没有钱，但有几百本诗集放在那里，于是就鬼死神差的拿着诗集到北大去卖。一天下午，我正躲躲藏藏的在未名湖畔卖诗，一个老大妈走过来误把我认作庄酷，我这才知道北大里还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在卖书。我豪不犹豫的按老大妈的指示到塞万提斯雕象旁找到了庄酷。我们一见如故，当场就互换了一本书，之后就开始搭伙一块卖书。在逐渐交往中，我断断续续了解酷哥在北大卖书的经历，当然他的经历是我无法复制的。渐渐的，酷哥对我产生了反感——我过度张扬自己的残疾，让他感觉很不好。然而当时我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生活窘迫急需生活费，我不过分表现自己的残疾怎么引起同情，把书尽快的卖出去？尤其是在书卖不出去的时候，我就着急，一着急就胡思乱想。即便现在，在这小地方卖诗，一整天没有人来光顾我的诗，我就会想，就会觉得这个时代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不正常呢？尤其是当路人说：这时代有谁还会读诗？我能不因此纳闷而愤慨吗？中国自古是诗的过度，就在当下，写诗的人仍在有增无减，读诗的人却濒临怠尽，这正常吗？能不叫人反思而愤慨吗？那时我除了愤慨更多的是抱怨。现在，我算是理智了吧。我没再抱怨，现在我只想通过自己对诗的坚持而唤起早已麻木的人们重新对诗的关注——这才是一个诗的国度应有的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