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江南
　 父亲在江南，准确说是在江苏省宜兴市范道农场申利化工有限公司，距西汣湿地公园、团氿风景区十里不到，以一名熟练的锅炉工身份，整日穿梭于方圆五里内，添煤、流汗、洗衣、做饭。在此之前没有一点预兆，这些年父亲已经习惯了沉默，自己做决定。同样，似乎我也已经习惯了他的寡言少语，当电话打来时我甚至感觉不到诧异。他说，我在江南，言简意赅，我立即想起了小学时学过的那篇课文：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再向前推，江南在我的记忆中仅仅只是一个雾霭沉沉、烟波浩渺的地方，朦胧、深邃，概念过于宽大，除过诗书中所受的熏陶外，我对她的认知基本为零。可是现在父亲却告诉我，他在江南，一个古诗中才应该出现的地方。为此，我特意央求父亲的同意，从老家陕西宁强坐了三十小时的长途客车去寻找他，一并找到古诗中的江南和我应历经的磨难生活。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十九岁，生涩、幼稚，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这之前我羞于和同学谈及旅游，我怕暴露了自己的弱势，农村，贫困，永远也甩不掉的大尾巴，怕被蔑视、嘲笑、挖苦。因为我知道，只有尴尬才是自己的，与生俱来。
　　同我相伴出发的还有高中同学陈明波，我们从巴山以北越过秦岭、黄河、长江，这些臆想之中的名词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眠，连同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一个昼夜的迁徙史交织混杂，各色方言、咒骂、鼾声、爱昵通通挤进大脑，我贪婪的吸收着与故乡格格不入的腔调，试图揣摩，或者说是还原他们本该具有的生活状态，尽管还未抵达目的地，但在一辆十米长的客车里我有理由告诉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异乡。客车行驶近六小时后在西安曲江服务区停靠，以供乘客休息、如厕，我曾亲眼目睹了一名儿童及他的瘦弱的母亲被司机遗忘在曲江。他们的位置还在，空着，像无处安放的眼睛，睁的大大的，哑口无言。司机解释后边会有车接走他们，陌生的西安，一对母子错过了一辆驶向江南的客车，也相继错过了沿路迥异的风景。而我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会再度到达这里，像是错觉，从新走过的路总会让人心生怀念，强烈，如一座深爱的城市遗留着一个深爱的人，却早已物是人非。
　　客车停留在江阴小湖加油站，四川司机将“湖”念作“福”，我照例转给父亲，他也不清楚，我们只能自行转车宜兴。下车伊始便觉得一股热浪席卷而来，荤的、素的、酸的、辣的，双腿发麻，将我们包裹的严严实实。“蒸蒸日上”，我们不得不这样打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奔波后在新街我终于见到了父亲。分别半载没想到他比以前更加苍老、脆弱，显现出来的瘦弱、矮小使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牵着我的手大步向前、或者厉声训斥我了，我原以为这样贫瘠的词在江南可以得到有效医治。曾在贾平凹散文《爸爸，我将要在将来埋葬你》中读到：爸爸，我深深地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而有了我，我却是将来埋葬你的人。少年时曾为这句话而顿觉诗意盎然，待过了那个懵懂的阶段，现实摆在眼前，不亚于我们被迫的“长大成人”，我想，我们终究是会莫名其妙痛楚的。
　　陈明波喊了声叔、发给父亲一支烟，当我掏出火来替他点燃，他突然盯着我狐疑地问道，你啥时开始抽烟的？那刻，我才承认他终于老了，像只蜕壳的秋蝉，或者一位尾大不掉的君主，无法面对日薄西山的晚景，只能在这座偏北的南方城市里孤傲的活着。
　　下午父亲把我们接到了所在的化肥厂，毗邻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他不停地向我们指指画画，说对面的厂是〇八年北京奥运会光缆合作商，后面一家厂则是宜兴最富的商人开的，再向前，穿过柏油马路是纺织厂，老板是个瘸子。说这些时他生怕错过了这些道听途说的细节，时而停顿苦思冥想、时而顺口娓娓道来，这些举动与素日寡言少语的他判若两人。在我短短七日的异乡经历中也有此体会，故乡只是一个空洞的想法，在她面前，不得不做出故乡人的样子。熟悉的人情世故，低头不见抬头见，人与人保持不了自己的秘密、间隔，尤其是在城乡冲荡过后，乡村不再像以前那么朴实无华；而在他乡，我们得以真正独立，不必顾忌、不必享受闲言碎语。当然，这种独立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父亲的胃。
　　我和陈明波不是化肥厂的员工，在企业量化管理下我们很难进厂留宿，父亲去隔壁的小超市买了三包“南京”朝他嗫嚅地傻笑着，保安从装有空调的岗哨里伸出一只肥大粗壮的手，只一下，迅速掠过湖面，像被南方的高温烫伤般，夺过父亲手中的“南京”，给我们摆了摆便缩了回去。我们得到赦令，挎着大包小包急急忙忙地往里冲。此时金色的夕阳刚刚从硕大的玻璃幕墙上隐退，我们被下班拥挤的人群挤成一锅浆糊，热浪无孔不入，汗液沾在脑门、钻进眼睛，见缝插针，浑身水淋淋的，粘稠、炫目、刺鼻，使我第一次由衷地厌恶起江南，这座名存实亡的鱼米之乡。
　　我是在父亲狭小逼兀宿舍看到他的检验单才知道他的身体早已出卖了他，简陋的六人间，松木桌、钢化床、电风扇、电饭锅、大米、土豆、油盐、酱醋，将这个局促的匣子充斥的满满当当，没有一点私人空间；食管病变、胃病变、十二指肠病变，五号宋体，加盖印泥，种类繁杂，但依旧排列的整整齐齐，事实上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那些频繁的零部件尝尽酸甜苦辣咸后先于他罢工。现在，它们被精密的仪器挑选出来，像一个个溃逃的败兵等待着法庭的审判。他显然没注意到我发现他的秘密，这就是异乡的好处，他的衰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谁会恬不知耻地询问，你病的不轻啊，是该颐养天年咯。得过且过，他的宗旨，不强求、不哭天喊地。况且，他还打算着为他独子流干最后一滴血。
　　我没有当面拆穿他，农村人不兴对父母直言谈爱，同样，纵使有情感血缘的寄托也没有多少交流的机会。一年年的岁月，我们都是作为独立体而存在的，电话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交际，一根虚无缥缈的线连接着两个相隔千里的省份，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已经深深的烙进了我的心中，变成一份行动指南，书面性，时效性……我不敢再继续往下想。父亲买饭回来破天荒给我发了一支烟，并嘱咐，少抽些，说完他便把自己埋在浓密的烟雾中，剧烈的咳嗽使他的弯腰驼背泾渭分明，而枯萎的白发蹿到头顶，打溜，滑下来，若不是他弯腰我决不会注意的。我们三人就着六瓶冰冻啤酒打开了话匣，无外乎家乡的变化、外面的世界，种种，但总是绕过自己，惯性，过得很好，我看得出来谎言解密那一刻的尴尬，因为我也经历过。
　　新疆作家丁燕书旅居东莞多年深有体会，在她《观音山下的女人》一文中曾说道“这是南方的味道，混合泥腥、潮热和霉烂”。由此我深信南方是醉酒后的模样，呕吐物、胡言乱语、天旋地转，人们（打工者）在南方找北，漫无目的，近乎随波逐流。而这似乎不该是这座孕育着悠久文明的古城本来的面貌。熙熙攘攘、灯红酒绿，或许是我太过理想化，有些鼠目寸光，从而达不到一锅烩的境界吧。
　　在我们到来之前，父亲是把午餐和晚餐搁一块处理的，白米饭佐以豆瓣酱，或者咸菜，外加一瓶啤酒，几根廉价的香烟，而且从没有早餐这一说法，这也就解释了他的胃病的缘由。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些嫌麻烦，再者他也不是做饭的料，十几年的矿井生活使他养成了“饭来张口”的习惯。套用他的话，只有命才是自己的，硬扎，吃金山银山最后来还不是一样，哪天到头谁都说不定，哪个会操闲心去管那些呢。但我们的到来显然享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他特意去农贸市场买来卤肉、凉菜，一个劲地劝我们赶紧吃，自己却抱着一瓶廉价的啤酒，怎么也不肯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