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写到了我的校园时光，用了终于这个词，是因为回忆本身是一件艰难的事。
　　从哪里开始呢？灰头土脸拎包下火车那一刻？拖着行李排队报名？身心俱疲到商业街买洗漱用品？来不及休息被告知参与军训？
　　都不是。但，和军训有关。
　　2008年9月，火炉之城——南昌，温度达到了四十多度。我们被“流放”近两个月的时间，学校迟迟不肯开学，一起军训的同学都从一开始的乖顺慢慢变得暴躁起来，甚至已经有同学陆续办理退学手续，至于原因，谁都没有想过追究。
　　通过两个多月的军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起吃饭一起训练，都有了一个战壕里共生死的兄弟情。被告知军训结束那天，学校操场站满了待分班的学生，大家竖起耳朵认真地听老师念自己的名字和对应班级，但都不太愿意分开。念到我名字的时候，两个班级都有我，不同的是一个班级有很多都是一起军训的兄弟姐妹，另一个班级我一个人不认识，大家叫我留下，我就留下了，但那时候，谁都不知道这一留，为我以后的大学生活留下了太多艰难的伏笔。
　　分班后第一天，班主任带领我们班54个学生浩浩荡荡去锄草，说是锄草，其实是锄树，那些草叫不上名，也不知长了几年几代，高个高个的。看着可以与自己比高的草，谁都不愿动，特别是沿海一带来的细皮嫩肉的独生子女们。我一看，和暑假陪母亲在玉米地里锄草的境况相比，这简直太简单了，于是二话不说，操着家伙就干。四十几度的高温下，汗水如雨，主要是大家都站着，我开了头，又不好停下。这下坏了，以后班上的劳动，拖地擦玻璃搬桌椅，似乎成了我的事。
　　但，相比后面需要经历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大学一年级学期结束，学校开始为贫困生考虑助学金，但每个班名额有限，竞争激烈。班主任通过从班干部口中了解到的学生情况，分别把名额定给了西部的几个学生，还有沿海的几个与他关系较好的班干部。领到助学金银行卡的第二天，班长开始游说拿到助学金的同学，让每个人从自己得到的助学金中抽取百分之十作为回扣给班主任，这个消息在拿到助学金的几个同学中传开，一些愿意，一些不。这样的分歧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接下来的第二学期，没有给班主任回扣的学生，将不再有助学金评选资格；二是第二学期无论是期末考试成绩还是平时的评先评优，都受到了班主任的阻扰。
　　我是第一批被给予助学金的学生之一，在被游说拿回扣给班主任的时候，我出于感激班主任的辛苦，答应拿出了百分之十。第二学期考试成绩出来，经评定，我有资格“候选”国家级奖学金。这时来给我做说客的不是班干部，是班主任，他让我放弃国家级奖学金的名额，允诺拿一等助学金给我，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领取五千元人民币，后者三千。他让我放弃的理由是，大学第一年，他基本没管到我们班，都是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在付出，我的奖学金名额，他想给团支部书记。就这样，我的大学第一年，带着灰色结束。
　　第二学年，学校新一轮的预备党员申请又开始，作为学生，一切向党看齐是对自己思想的忠孝。但班主任把我的申请压下来，理由是，浙江一学生家长事先已给他打过“招呼”，无论如何给女儿留一个名额，而班上，只有一个名额。其实递交申请，我并没有那么迫切地想要入党，让就让吧，还有人情可做。但班主任一席话，让我松软的心，决定一斗到底。他激怒我：“反正你是农村来的，以后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工作，这个党员对你而言，并没有多大作用，但对其他同学而言，是一个优秀的象征。”这一激，我不仅不让，还直接把申请递交到了校团委。
　　这一来，班主任明显与我疏远了许多。学校二楼他叔叔承包的食堂，一开始答应让我去做兼职，后来就没消息了。
　　那一年，挑战和机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同班主任的接触摩擦不断，另一方面，我又被学校推选为第一届十佳大学生，这对我而言有着悲喜相交之感，这其中，涵盖了我点点滴滴的努力，以及如何“自保”的步步为营，而一切，表面上看，风平浪静。那时候，我没有勇气正面抗衡，也没有勇气正面举发，只求平安毕业，顺利出校。
　　这些插曲，我当以为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并心心念念地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要把一切都公诸于世，但毕业那天班级聚会的时候，同学之间都你拥我抱着哭，班主任也眼圈红红地给每个人祝福，我知道，书我是不写了，最多就是偶尔在笔记本上为自己暗淡的青春年华，再发一番牢骚，但总体，也还算幸运，至少，我没有湖北同学被班主任追到取款机前要求取款拿回扣的窘迫。
　　毕业这些年，再回去看这些，轻或重，淡或咸，好像都可以变成了一件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于是写，也只有三三两两。也许，正是因为如我这般没有勇气说全部的人太多，所以学校才一度纵容了某些人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猖狂行为。
　　记得那些时光，江西某电台记者问我是否需要曝光，想着我未卜的前程，我选择了退缩，也不知，这一退，有没有害了后面的学弟学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