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小姓张，比我大两岁，是我的发小。
　　 顾名思义，他是他妈的第五个儿子，他原来有个三哥叫三小，四哥叫四小，那时候接二连三地生下几个小伙的人家都懒得给孩子取名字，都这样叫，好像还是一种昵称。
　　 五小到了二十四岁时跟人去了湖北，听说是到那里替人家挑鱼塘。一年后回过一趟家，还带回一个比他岁数大得多的安徽女人。后来，他们一起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也全无一点音讯。寒来暑往，算来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估计早就不在人世。他的短暂的一生早就被人们遗忘，他究竟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的也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五小其实只是家中的老三，他的三哥和四哥都没能养得大，三小是在九岁的那年掉进河中的冰窟窿里淹死的，那时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河面常常冻得能跑人，俗话说：“头九冻河二九开，三九四九等春来”在漫长的冰冻季节，人们只能花力气在水码头旁边凿开一个冰洞取水，虽然第二天还会冻得结结实实，但冰层不厚，容易砸开，三小就是在冰面上疯玩时掉进那样结着薄冰的窟窿中淹死的。四小是在七岁时染上天花高烧十多天后夭折的，那时孩子多的人家舍不得花钱给孩子种牛痘，挺过来就成了麻脸，挺不过来就见了阎王。因此，五小就成了家里的老三，同时又是老小。他妈妈生下他时已经四十多岁，没能再怀上，一辈子没能生个女儿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一九五八年秋天，举国上下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社会，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农户家中藏在坛坛罐里的一点粮食也都被搜查一空，连铁锅都拿出去炼了钢铁。后来，只过了个把月“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的好日子食堂就断了炊。开始一天还能吃到两顿胡罗卜，后来连胡罗卜樱子都吃光了食堂就散了伙。那年冬天，村里一大半的人都去了江西、湖北逃荒，老实巴交的五小的爸爸没出过门，胆小，不曾敢将妻儿老小领出去，痴痴地守在家中等形势好转，哪晓得直等到过春节每人才分了几两米。那年七岁的五小和十三岁的二哥跟妈妈到黄海边上讨饭，那边的粮食形势比这里稍微好一些，大部分人家一天还能吃上两顿掺了胡罗卜的玉米粥。他们娘儿仨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步行五六十里路回来一趟，给家里的爸爸和大哥送点儿讨来的胡罗卜和分量极少的麦糁子。第二年春天，他爸得了浮肿病，没能熬过那一劫。那种病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其实就是饿死的，那年头有许多人是那样死的。后来，他妈在讨饭的地方将他二哥给了一家没儿子的人家，那家有个女儿，说是既当儿子又当女婿，人也改了姓。
　　 五小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二十五岁的大哥就结了婚，嫂子是一个远房姨娘家的女儿。那时虽然还吃不饱，但情况比前几年好得多了，每年每人能从生产队里分到三百几十斤稻谷，还分得二分自留地，种点南瓜胡罗卜，靠瓜菜代勉强能混个半饱。只可惜，他妈因积劳成疾，第二年就一病不起，到那边跟他爸团聚去了。
　　 妈妈一走，五小就像是成了孤儿，没过多久就从哥哥家里被赶了出来。原来，哥哥也像他爸一样憨厚老实，家里是婆娘当家，这个表姐是个出了名的恶婆娘，还有点风流成性，嫁过来不到一年就跟生产队里的会计有了那种关系，据说在家里做姑娘就不正派。哥哥不敢管她，因为她嫌他老实，要不是姨丈姨娘硬强着她，她也不会嫁给他。他怕她走，只好忍气吞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偏偏这个五小不识时务，有一次捉奸不成，还被奸夫奸妇合力暴打了一顿。从此以后，这个小叔就成了嫂子的眼中钉。
　　 五小生得单参，个子也比同龄人矮小，被赶出来那年十四岁了，还像个孩子。虽然比我大两岁，跟我一起玩时人家还以为比我岁数小。那年我在邻村的一个小学读高小，他一开始没处住，我妈就叫他晚上就跟我挤一张铺。还在我家带了一个多月的伙。后来他哥哥替他搭了一间只有五六个平米的小丁头虎儿（一间小土屋），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窝。那小屋只有一张狭窄的板铺和一个泥锅腔，一口小铁锅，好歹晚上有个睡觉的地方，也能将生米煮成饭粥。他在那小屋里倒也一点都不寂寞，那里是我们几个死党聚会的地方，我也常挤在那张狭窄的板铺上过夜。有时我们也学大人在那里“碰头”（聚餐），有一回偷了队里好些青蚕豆，在那里煮熟了吃。
　　 二
　　
　　 像五小那样的一个半大的孩子，如果计划得好，分的口粮应该是够吃了，但他不会计划，人虽小饭量还挺大，一个月的口粮计划吃不到二十天就没了，那时，家里断了炊都说是要“做菩萨”了（因为菩萨不吃不喝），五小每个月都要做十天八天的菩萨。那年他替生产队看一头老牛，虽然每天只能拿到六七分工分，二三角钱的报酬，但足够抵算他的口粮烧草钱。他做菩萨的那几天，老牛也跟着倒霉，因为他没力气刈青草喂牛，老牛只能吃点上一年的枯穰草。他成天地睡在铺上不起来，靠左邻右舍的好心人送碗把粥度命，没人送他就真做菩萨，不过，一天不吃东西的情况不多，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惦记着他呢。他哥哥家那时还没孩子，两个大口扯不住，粮食也紧张，帮不上他。再说，即使有得帮，他哥哥也不敢。
　　 五小十六岁的那年，当上了大队里的通信员，说是通信员，其实还兼做支书家的佣人。每天上午五小要将邮递员送过来的报纸、信件挨家挨户地分送出去，那时信件不多，没多少人在外面做事，主要是送报纸，都是集体花钱订的，上面有任务，大队必须要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报，每个生产队也都要订一份新华日报。平时，支书要召集大、小队干部开会也是由他去通知，如果是白天，还必须跑到田里去找人。那时难得一天不开会，不是公社开就是大队开，俗话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就是说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里的情况。逢到大小队干部到公社开会时，五小就跟着去跟人家借锅子煮饭。没事的时候，就在支书家里帮着干些零碎活儿。五小在这方面挺乖巧，他知道能得到这份差事不容易，他告诉我说，他的前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因为有点儿老气横秋的不把支书看在眼里才被换下来的。
　　 那一年我高小毕业也在队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每天晚上都到他那小屋里去看报纸，看得最多的是人民日报，那份报纸是支书的，支书没上过学，虽然也识一些字，但还是看不了报纸。他就将支书的报纸留下来过一宿，让我看过了第二天再送过去，不过他不敢克扣不送，那时候卖废报纸也是干部们的一笔小收入。
　　 常言道，“丞相的家奴七品宫”，通信员虽然算不上是村里的什么干部，但却比当时的普通社员要高出好几个档次，他无须天天起早带晚下田干那些又苦又脏的农活。村里来了客人都是在支书家里招待，五小就要忙着买菜杀鸡宰鹅、帮支书婆娘烧火，末了还能就着剩菜剩汤吃一顿平时很难吃得到的纯米饭。因此，五小就再也不愁口粮不够吃月底做菩萨了。说来也真奇怪，过了不到二年的好日子，原来瘦骨嶙峋的五小就像充了气似的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长得比我高比我胖。有一次我跟他在河里洗澡，发现他的档部多了一摊黑毛，那话儿也像大男将一样又长又粗。还有一次夜里下大雨，他小屋里漏雨，挤在我的铺上过了一宿，早上醒来时，无意中碰到了他那根硬得像锣棒似的玩意儿。人说女大十八变，原来男人也一样。他跟我说：“人也跟庄稼差不多，一动身就动身，再过年把二年，你也一样。”
　　 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他小屋里看报纸，他不在家，我知道他的那一扇用芦苇编成的芭门子锁的是假锁，没有钥匙也拉得开。那天他回来得很晚，还带着一身酒气，他拍拍圆鼓鼓的肚子告诉我：“今天酒足饭饱。公社在村里召开现场会，散了会将几个公社里的头头留下来吃晚饭，最后，桌上剩了许多菜，还有喝剩下的大半瓶酒，荷粉婶婶就叫我陪她喝，我跟她喝光了瓶里的酒，还吃了两大碗饭。”，我知道，他说的荷粉就是支书家的婆娘，五小都是叫她婶妈，看得出来，这婆娘待五小不丑，有时候不是招待客人也常常留五小在她家吃碗“顺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