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教育理念，来自英国的“绅士教育”。
　　“绅士教育”是英国17世纪教育思想家洛克提出的。洛克认为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有德性、有学问、有能力、有礼貌的Gentlemen，即具有上层社会所理解的身体健康、进退得宜，具有纯洁情操、高尚道德和判断能力，通达世故、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社会活动家。为了实现目标，洛克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比如强调理智、坚韧、勇敢、公道、慷慨、诚实等是一个人的美德，而塑造这些美德的教育要在儿童时期就及早进行。在涉及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方面，教育要明确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让受教育者知道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些观点在当今英国政府执行的《英国学校道德素质教育》中都有所继承。洛克还非常重视老师对于学生进行绅士教育的重要性。“导师的重大的工作在于养成学生的风度，形成学生的心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怀抱德行与智慧的原则”。要求导师以身作则成为榜样来影响周围的学生，进而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文明程度，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这些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其适用的。
　　金岳霖借鉴洛克的教育思想，多次强调中国教育要重视基础教育，学科不宜分得过细，学生应该文理兼修……他坚持用自己的教育思想来指导个人的教学实践。在学术领域，金岳霖似乎喜欢采用一对一的沟通方式。他每天到办公室上班，要么和教师们谈心，解决其思想问题；要么跟学生们谈话，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他气度雅致，休休有容，哪怕是对学生说理与教诫，也总是态度温和，耐心诱导，从无声色俱厉之势。金岳霖向学生们输入了大量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理念，他的课堂充满了互动探讨、民主开放的气氛。
　　金岳霖在28岁的时候，发表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对热衷于参政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一，希望知识分子能在经济上独立，“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其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其三，希望知识分子不图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就变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机器。”其四，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对比将参政当作谋干禄、获名利、光宗耀祖的渠道的读书人，金岳霖关注得更多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祖国的前途。1948年底，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特派专机接北大清华的教授名师赴台，金岳霖不为所动，断然拒绝……金岳霖的学生张遂五（今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曾经回忆：“（金岳霖）首先是在品德和人格方面给学生以感染。”殷海光（台湾学者、李敖的老师）也曾经深情地评价恩师：“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还主张学生在学术领域拥有独立的思想和见解，拒绝盲从权威，不要人云亦云。据金岳霖的学生冯契回忆，金岳霖经常在他朗读休谟的专著时，提问发难，然后详详细细地分析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出结论，但把内容引向深入。”冯契感恩地说，“金先生给我的严格的思维训练……那真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
　　哲学与爱情
　　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凭一人之力开创了哲学系，同时将现代逻辑学引入大学课堂，目的是为中国培养出具备严格的思维训练的哲学家——即具备正确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拥有科学论证和逻辑推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金岳霖是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他编写的《逻辑》讲义，于1936年被列入“大学丛书”。金岳霖还著有《论道》和《知识论》，其价值在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罕见其匹。国学大师冯友兰评价他的著作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哲学家张申府曾赞誉道：“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
　　金岳霖一生未婚，没有家庭和子女，著述与教学之外，他将更多的爱心投放在了所教的门徒身上。有个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连冬天穿的棉袄都没有，金岳霖亲自将自己身上的中式棉袍脱下来送给他；殷海光曾因家境贫困难以支撑学业，写信求助，金岳霖一度负责过其生活费用。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清华大学需要对在校生进行疏散，金岳霖自掏腰包取出50元钱助殷海光归家。抗战期间，不少学生家乡沦陷，经济困难，金岳霖具体资助了多少学生，他自己从不记得，也从不计较别人还没还过他钱……
　　尤被人称道的是，金岳霖还曾以“哲学”的方式挽救过一位周姓学生的性命。这位周同学曾因失恋欲图自杀，金岳霖前去探望，几度开解，并通过自身的情爱感悟，让其放弃了轻生之念。二人通过探讨，还得出了一个哲学认识：“（一）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里衡量。（二）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而不真正是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看问题。”周同学后来还补充说：“上述两点，可以叫做过程的、美学的恋爱观。”金先生挽救过的这位周姓学生，后来成为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表面看来，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痴恋是传奇式的。实则不然，他一生的为人，无论是对于恋人，或是对于朋友和学生，都是秉承着乐施精神。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心甘情愿、毫不计较回报的奉献，使得他的门下弟子，终身纪念着他的恩情，也纷纷承担起以德为本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殷海光，曾于1938年秋在金先生的帮助下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求学。殷海光终生秉持金岳霖灌输的科学民主自由理念，1949年到台湾后，写出大量文章抨击时政，成为了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和思想敏锐的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