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
　　
　　那一天清晨，师姐惠子找彼得来哭述飞来的横祸，弟弟机毁人亡，母亲又因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
　　这时师娘从卧室走过来，她披着睡衣坐在惠子身边，听她哭泣着讲完了原委，慢声对她说：
　　“你自己先要镇静下来。”
　　惠子停止了抽泣。平时她和玛莎都有点怕师娘，有什么烦心事都愿意找彼得倾述。汉人小伙子彼得性情随和又富同情心，女孩子一点感情波动都能得到他的热烈响应。她们难过了，还可以偎在他怀里哭一场。有时候姑娘已经没事了，他还在那里激动。师娘则不然，她总是冷冷的，还批评她们缺乏理性。当然，经过彼得的转述，她们常常能从师娘那里得到中肯而恰当的建议。这一次，事情严重，柳芭深思说：
　　“你母亲和你一样，性情柔弱，又比你内向，受不得刺激，引她发泄吧！过两天去医院查一下，看看除了精神上的损伤之外，身体上有没有病。到托尔斯泰医院去，彼得治伤的那个。我家在那里有账号。那地方治精神病比满铁的医院好些。你先别回大连了。我和学校说说，让寄宿的嘎鲁多跟你回家住住，小外孙能给老人带去安慰。至于你弟，现在情况还不明，他既然写了信，说明他早有准备，早有打算。想办法从那边了解情况。你们和玛莎联系上没有？”
　　惠子和彼得都摇头。
　　“想办法早一点找到玛莎。她父亲和叔叔都是报界的人，消息灵通，看你弟藤春野草是不是跳伞被俘了，这很有可能。”
　　惠子听柳芭的分析在理，心里又燃起一线希望。她暗自佩服师娘的见识，连连称是，表示要马上跑一趟码头，看哪条船去东南亚。
　　之后，彼得又把在山镇听到的师兄向墨的消息告诉了惠子。惠子悲喜交加，又涕泪涟涟哭泣了一番。
　　她没在师娘家吃饭，慌慌地走了。
　　
　　吧女
　　
　　柳芭简单吃了早点，穿上大衣，去给孩子上课。过了一会儿，娜达莎来了，她一见彼得，怪叫一声，甩掉高跟鞋，急冲冲扑过来，吊在了彼得的脖子上，裹一身寒气。彼得是个性情随和的人，他一向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少女的冲击。他理解斯拉夫民族是一个狂放的民族。他好不容易安抚她坐下来。给她倒一杯咖啡，两人聊起来。他拨开她的发际，看了看那已经痊愈的伤口，叹口气：
　　“都是为了我！”他轻声说。娜达莎笑着倒在他怀里。
　　他问她，在酒吧要忙到几点？觉，够不够睡？在这儿工作累吗？她一直笑着摇头，一面用她的小手温柔地抚着他的连鬓胡。
　　“在樱花酒吧日本伤兵还多吗？”彼得问。
　　“前些时候多，现在不多了。”
　　“他们欺负你吗？”
　　娜达莎咯咯笑：
　　“有一次一个喝醉了的伤兵想吻我，我给了他一个耳光。”
　　“他们不打你？”
　　“不，他们大笑，你要知道，很多人喜欢你的时候，你就是安全的。”
　　“他们为什么喜欢你？”彼得微笑问。
　　“我给他们唱歌。”
　　“他们能听懂吗？”
　　“他们听不懂词，但是乌克兰民歌的曲调是忧伤的。他们听了就掉泪。”
　　“唔，”这时彼得想起在山镇时王掌柜都问哪些问题，什么才是游击队需要的。于是他也模仿王掌柜，问这个吧女，伤兵谈论哪些战事，哪些可推断出军队部署和调动。吧女便就她听到的和彼得聊起来。
　　“我听两个伤兵骂着说，他们的一个团被歼是因为指挥官出卖了他们。”娜达莎说。
　　“那指挥官是谁？”彼得问。
　　“吉田大佐，我听他们是这么叫的。”吧女看到彼得有兴趣，越发兴奋了。
　　关于吉田彼得知道两个情况：一是他是惠子第二个丈夫铃木井二的上司。那次惠子跟他说，她为了换取井二的理解，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过去。可是这个井二不但不理解惠子，更变本加厉凌辱她。有一次，井二他们打了败仗，喝了酒，把惠子扒光吊起来，审问，是不是她前夫的奸细，给抗日联军报信。这时坐在拉门外面的他的上司哈哈大笑，他就是吉田。惠子和母亲诉了苦，藤野生气了，说要除掉这两个恶棍。后来没等藤野动手，井二就让游击队砍了。
　　第二个情况是师娘柳芭说的，那个吉田在藤野家的晚会上缠她。彼得正想这个坏蛋怎么会出现在藤府。可不久就看到报上说他卧轨了。这一定是藤野干的，彼得这样想。惠子也说过，父亲想除掉的，谁也逃不脱。
　　“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个吉田不是卧轨自杀了吗？”彼得问。
　　“你怎么知道是自杀。”娜达莎扬起头。
　　“那是谁杀的？”
　　“想干掉他的人多了。”小丫头有点洋洋得意了。
　　“说说看。”彼得欣赏地望着她，看这个小脑袋怎么转。
　　“第一个，是他的部下，恨他”
　　“第二个呢？”彼得有了兴趣。
　　娜达莎歪头，抿起嘴：
　　“如果我是和他接头的，比仿说，地下游击队，我一定要干掉他。”
　　“为啥？”
　　“保护自己，断了线呀。”
　　“你这小鬼头，当谍报员够格了。那你看谁是这个地下的呢？”彼得问。
　　娜达莎突然搂住他的脖子，在他耳边嘟囔两句。彼得马上严肃起来：
　　“不要瞎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事。”他用手指戳了她一下。
　　娜达莎的嘴嘟起来：
　　彼得抱着她：
　　“你是我最心爱的小妹，你有个好歹，我会心疼的。别胡思乱想蛮干，也别问那些伤兵，让人怀疑你。”
　　
　　“彼得哥哥，你该不是游击队的间谍吧？”娜达莎神秘地盯着他。
　　“你看我像吗？”彼得乐了。
　　“看你关心的事有点儿像。你不像主人，你那师娘，她啥事也不问。”
　　“你们不聊天？”
　　“当然，要是没人说话，得把我闷死。我一面在园子干活一面说酒吧的事。她站在廊下，端一杯咖啡，静听，看着我。我讲浪人和伤兵，她微笑着，左手拳在腋下，那悠闲的劲儿，真是贵族气派。她可真美！彼得，你爱她吗？”
　　“她是我师娘。”
　　“师娘咋的，听说老师临终，把她托给了你，怕她寂寞，你还答应了。”
　　“别瞎扯了！”彼得严肃地说。同时把她的头从怀里抬起。
　　娜达莎颓然坐着，喃喃地说：
　　“她三十岁了。拜伦说，对女人的年龄，他从不数过三十。她比我整整大十二岁。若是我今年结婚，到她那年龄，能生六个小画家。”她捂着脸，咯咯笑。
　　“我们还是谈酒吧的事吧。”彼得扭转话题。
　　“我希望你是间谍。”她注视他说，“我也想当抗日军的间谍。”
　　“为啥？”
　　“生活太沉闷无聊了。每天把盘子端过去，再把盘子端回来，扭着腰，使媚眼，听老板吆喝，给人家找乐子，回家倒头睡，清晨起来，没有一件像样的布拉及（连衣裙）……”
　　“人家当间谍可不是因为无聊，那些抗日的人，也不都是因为贫困。”彼得望着这个单纯的少女。
　　这一下触动了娜达莎：
　　“是啊，人要呼吸，思想也要呼吸。像父亲说的，人不能生活在污浊中，正义就是新鲜的空气。有了新鲜空气，精神才会旺盛。有了正义的事，良心才安宁，活着才有劲。”
　　“你父亲做什么工作？”
　　“火车司机，日本人接管满铁之后，他辞职了。”娜达莎闷闷地说。
　　“现在干啥？”彼得问。
　　她忽然搂住彼得的脖子，在他的耳边悄声说：
　　“给抗日军带路去了。”
　　“我这里没外人，厨师要中午才来，你说吧。”
　　于是，娜达莎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年前，爸爸原来的一个年轻的司炉，汉人，找到他，说抗联要北上，需要一个同情抗日又懂俄语的翻译。当然父亲是最好的人选，他为人正直，跑车熟悉那边的情况。工人和布尔斯维克是一家。
　　“那你现在和妈在一起？”彼得的语调里流露出无限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