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道菜上来以后，可我总觉得没有对胃的，真有晋人何曾对着每顿几十万钱的菜肴没有动筷子的念头。
　　席间，桑县长接了好几个电话，大多是邀请他吃饭的，有时他在席上就回答，有时“嗯嗯”两声就起身到里间的卧室里接电话，并且关上门。
　　两杯酒下肚，胆子就大了。一次沈杰红着脸在桑县长回席时问到号子里的情况。
　　桑县长并不忌讳，像一个凯旋的战士讲述他的英勇壮举。尽管途中因为接电话中断两次，但前后贯穿起来还算完整。再加上他叙述的生动，真是不乏精彩。
　　第三节
　　桑县长在号子里也就两天半，后来的三年时间是在单间里的。并且从一类单间进入二类单间，后又到三类，可惜他出来早了，四类单间还没有机会享用。
　　刚进大号的那天晚上，他曲肱刚要入睡，一个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皮肤黑黑的室友走过来，用大脚丫踩着他的肚子，手里掂着一块簇新的肥皂，冷笑道：“朋友，起来洗洗你身上的官气，把这块肥皂洗光了再来挺尸。”说着把肥皂扔到铺盖上。
　　桑县长知道这只是一个小角色，真正的大佬在后面，应该就是最里面的那个长着一张像鸟喙一样嘴巴的人。他接过肥皂，压在枕头下面，冷冷的说：“才一块？事不过三，你拿三快来，连洗三天，洗的不好听任兄弟们发落。”
　　“哎哟！有种！会犟嘴了，哈哈。”那人脚下要使劲。
　　桑县长猛地一翻身，侧睡过去，让他踩了一个空。
　　“阿三，回到你铺上晒尸。”那个鸟嘴的人低沉又威严的命令到。那个黑大汉悻悻的回去，嘴里嘟哝着：“不信还治不了你。”
　　第二天晚上，那家伙又送来一块肥皂，桑县长把它塞进枕头里，然后呼呼大睡了。
　　第三天，没等到那家伙送肥皂来，桑县长就调到了一个简易单人间。据说是吴副市长打电话给监狱政委的。
　　从一类套间到到二类去，得益于他帮三支队销售了一批茶叶。
　　进了单间就可以不用到车间或山上干活，呆在屋子里就看看书看看报纸。一天上午，三支队王队长来找他销茶叶，递给他一张清单，写有一长串名单。桑县长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看到数量200斤，价格600元。
　　桑县长也不吱声，用签字笔在600后面加了一个O，然后龙飞凤舞的写了一个纸条。说：“你去吧，销动销不动告诉我一声。”
　　两天后，王队长老远就喊道：“桑县长，桑县长，今晚请你喝酒。”风风火火的进门后，把一条大中华扔到床上。大声嚷道：“妈的，真笨！这么多年一直把6000块一斤的茶叶当600块钱卖。要不是遇到你老这个高人，这冤大头不知道做到哪天？我已经和头说过了，明天就搬到后面的203室。今后还望桑县长多多关照呀！”
　　从二类房换成三类房是去年年底的事情。一天晚上，黄政委和他喝酒，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像有什么心思，几次欲言又止。
　　桑县长在劝了几杯茅台之后，单刀直入：“黄政委要是相信我桑某人的话，有什么事情不妨告诉我。”
　　“怎么说呢？还真不好意思开口。”黄政委还是犹豫。
　　“没事，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做缩头乌龟。”
　　“哎，也是我那小姨子，人比草贱心比天高，拉拉扯扯揽了几个工程在手上。这不快过年了嘛，一帮穷农民工天天盯在屁股后头要工资，昨天来向我哭诉。你说我这拿騃工资的有什么办法呢？几万块存款一起给她也不够塞牙缝。”
　　“哈，哈，别的不好说，这钱还真不是问题，没有一个多也有一个少，利息就算了，到时候把本钱还给人家就行了。不知道要多少？”桑县长端起酒杯碰了过去。
　　“500万。”黄政委眼里闪着亮光。
　　“不多，不多。”桑县长摇着雪白的手说道。然后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笔走龙蛇般写了几行字，交给黄政委，叫他找城市信用社的周行长。
　　那晚他们两喝了两瓶茅台。
　　张苏鲁似乎对这司空见惯的官场应酬不感兴趣，在桑县长又一次回席时，问道：“听说号子里规矩很多，等级森严。你讲讲这方面的东西，也让弟兄们长长见识，万一哪一天进去了也不摸门角。”
　　“乌鸦嘴！”我们几个人同时骂道。
　　桑县长呷了一口XO，晃着杯子说：“我在大号里也就两天，具体不太清楚。但就我们那个号子，每天起床铃一响，阿三还有几个人立即给老大捶腿松肩穿衣服，洗脸水打好，牙膏挤好。你们别笑，能做到这些的，不是一般人物，相当于号子里的副职吧。”
　　“听说有什么下马威的事情，是真的吗？”胡宁一敬了一杯酒之后问道。
　　“这是规矩，叫我洗冷水澡就是我们那个号子新成员的必修课，像网上说的躲猫猫估计也是别的地方的规矩，总之各个号子有自己的特色，听说有个号子里叫新朋友喝啤酒。”
　　“还有啤酒喝？”我有点不理解。
　　“哈，哈，就是每个人往脸盆里撒尿，叫新来的家伙喝掉。有些厚道的就撒少一点，有的不厚道的，不但撒的多，还往脸盆里吐痰--”
　　桑县长还没说完，我胃里的东西直往外翻，想吐，装着接电话的样子走出了包间，直道大门外。
　　外面的空气很清新，我深深的吸了几口。天上的星星在闪烁，半个月亮挂在东边的山头山。
　　忽然在银杏树下，借着停车场朦胧的灯光，我看到了一个人影，好像是邱其石。
　　“其石，其石。”我跑着追了过去，可一转眼就不见了，消失在银杏树的那边。
　　哈哈，这家伙今天也来白云山农庄，是别人请的？这可一定忙坏那帮盯住他的人。我仔细的在银杏树后面寻找了一会，没有他的身影，也没有什么穿便衣的人。
　　第四节
　　按理说，今天这样的聚会是应该叫上邱其石的。邱其石刚分到县城时，我们也是一道喝酒聊天。
　　才工作不久，一次在老车站门口吃大排档，一个脏兮兮的小乞丐来讨钱，我们谁也没给，其石给了他五毛钱。那小乞丐乐得屁颠颠跑走了。殊不知，那时候打发乞丐的行情是一毛钱，当时我以为他身上没有一角的零钱。
　　一会又来了一个小乞丐，我说我有一毛，就掏给了他。在我给了之后，其石还是掏出五毛给那个小孩。
　　不一会，又来了一个，他还是给了五毛。再后来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包括第一个来的身上最脏的那个。他叫他们排好队，一人五毛。之后宣布，今天到此为止。
　　那时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五毛”的绰号，不想几十年后“五毛”是网络上鼎鼎有名的称呼，或许是一种巧合吧。
　　邱其石写的一手好文章，工作不到一年就从县物资局借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又没两年借用到市政府办公室，后来到市农业局工作，做了处长。他是我们同学中最早的处级干部。
　　在市政府工作期间，我还去玩过一次。那天在他宿舍里我们两人喝得酩酊大醉，早晨醒来时，发现他从沙发滚到地板上呼呼大睡。他在市里工作的时候，老婆小林和女儿雯雯没跟着进城，还是住在物资局的筒子楼里。
　　后来就陆续传来他的负面新闻，先是为一个地方的拆迁农民维权，被单位训诫，从处长变成了调研员；之后他下乡收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事情，并发表到香港一个杂志上，差点被开除公职，从调研员成了科员；再之后，更离谱了，又是撰写宪政、民主、自由的文章，鼓吹三权分立，开放两禁什么的，又是组织农民研究会，总之是滑了边，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被判处6年徒刑。
　　出狱后，又回到了县城物资局的筒子楼居住。坐牢期间，老婆改嫁了人，雯雯判给了母亲抚养。
　　有几次我约刘金一道去看看他。刘金一开始是推脱说有事，叫我也别去。后来刘金实话告诉我，邱其石住所前后都装有摄像头，一次听过他课的两个学生来看他，刚出巷子口就被便衣请到公安局喝茶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看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