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
　　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闻一多《七子之歌·澳门》

　　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澳门与香港不同，涉及不到国耻，它不是因为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的领土。闻一多的《澳门》一诗，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之情，但把澳门与香港相提并论，不是那么恰当。这位四十年代的民主斗士，是由二十年代的愤青成长起来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危机，致使很多知识青年把所有来华的外国人视为仇敌。
　　当然，葡萄牙人不是带着友谊来华，而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澳门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没有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澳门也存在。早在南宋流亡朝廷时期，澳门就安置过南逃的军民。不过，它只是以荒凉的村落藏于世上，而不能以城市的面貌闻名于东西方。中国八下西洋没有摸到人家的大门，人家反过来找到中国的澳门。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明代英宗命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不再使洋，从而结束了轰轰烈烈的下西洋活动。几十年后，葡萄牙人一路借助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暹罗等跳板来到遥远的东方。
　　澳门并不是葡萄牙在远东的第一个殖民地。第一个在日本，对西方人来说太偏了，几乎是世界的尽头。在中国海边找一个落脚点，才是最优的选择。北可上中国腹地，南能下印尼，东能通菲律宾、日本、朝鲜，西可接中东，或者回老家。澳门也不是葡萄牙人第一眼看中的地点，它占过东莞的屯门、占过宁波的双屿港，但都被强势的明朝军队赶跑了。
　　接连遭到屯门之战和茜草湾之战的败绩后，葡萄牙人改变策略，不再以武力挑战中国。西方殖民史并不总是刀剑林立，有时欺诈也能获得一块地域。从非洲的好望角和到亚洲的马六甲，很多殖民地都是用不值钱的玻璃珠等物换得的。晶莹多彩的玻璃珠，迷惑了当地酋长和土王的心智，以为是天下至宝，值得用最宝贵的土地来交换。既然不用付出高额代价，再跋扈血腥的征服者也会选择和平。以欺诈手段占据澳门，葡萄牙人才达到了在中国立足的目的。
　　当然，中国还没有这么浅薄，几颗玻璃珠骗不了饱读诗书的官员。虽然那时中国还生产不出玻璃制品，但在儒家眼里，舶来品纯属奇技淫巧，只会让人玩物丧志。葡人也没想用这种小孩子伎俩，与中国人比智商。十六世纪的明朝还站在世界之巅，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慢。屯门海战之后，明朝政府下令，凡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一律击毁。在这严酷的禁令下，却有一艘遭遇风浪的葡萄牙商船，冒着巨大的风险驶进澳门。船主哀求香山县官员，借一块牛皮大地方晾晒海水打湿的货物。外乡人的可怜相，骗取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同意他们暂时落脚。谁知他们取出牛皮，剪成极细的牛皮丝，圈住了半个澳门。
　　当时澳门地广人稀，只有几个小村庄，谁也没有把半岛南部荒凉的涂滩搁在眼里。葡萄牙人于1553年骗得这块土地后，又贿赂地方官员，逐渐定居下来。明廷虽然有主驱派和主留派之争，但由于后金（满清）兴起，北方边境告急，不愿在南方多惹麻烦，此事不了了之。作为骗来的土地，葡人没有名正言顺的底气，只能用贿赂的手段保住居住权。
　　1572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让葡人居住合法化了。当年底，葡人向海道副使送上贿银五百两时，被其他官员看见，翻译急中生智说是地租银，海道副使也只好将银子送交国库。自此贿赂变成了地租，一直交至鸦片战争时。
　　在400多年漫长的岁月里，面对中国，葡人还是抱着谨小慎微的心态。他们认识到，只有交好中国，才不至于被赶下大海。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赶走盘踞澳门的葡人呢？这与国力不相干，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没有在第一时间收复澳门，时过境迁，明朝和以后的清朝，都意识到澳门的独特作用，态度由反感演化成容忍，以至稍带欢迎。葡人什么东西都能贩运，澳门无意中成了古代中国观察和接触世界的窗口。留下澳门，对中国有益无害。或者说，有大益只有小害。
　　毕竟那时还没有现代民族意识，更没有愤青对国家事务指指戳戳。
　　明清之际，火器落后制约了明军的作战能力。颇具眼光的徐光启屡次上书天启皇帝，请求前往澳门购买葡萄牙的大炮，澳门总督亲自引线，让徐光启自费买了四门，通过实验，火炮威力惊人。明朝一气买了22门大炮，不仅如此，还在总督的同意下，招收了二十三名葡萄牙炮手和一名翻译。后来明朝又买了四门。这些大炮被分别安放在了北京和宁远城。宁远城的大炮，最终让努尔哈赤受伤丢命，延缓了满清入关的时间。
　　满清得到全国政权后，也没有报复葡人，澳门依然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存在于葡人的管辖之下。明清两代都默认葡人在澳的现实，并非昏庸无能，而是国家利益使然。
　　不合法的澳门，却有高效的管理。起初是葡人自治，1623年，里斯本派来第一任总督。澳门因其发展很快以及对西班牙不屈服（有一个时期，葡萄牙本土被西班牙所吞并，葡属殖民地都表示效忠西班牙，唯独澳门拒绝效忠），被誉为天主圣名之城。
　　在香港繁荣之前的两百多年里，中欧贸易几乎由葡人所垄断。澳门成了葡萄牙欧亚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葡萄牙船队从里斯本启航，经非洲好望角到印度果阿，再经马六甲海峡到澳门，又从澳门赴菲律宾马尼拉或日本长崎。它用欧洲的银元、毛织品、机械制品，印度的棉织品、东南亚的香料等商品在澳门换取或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茶叶、药材和瓷器，运回欧洲，或者运到马尼拉、长崎等地换取黄金白银。葡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造成了澳门的经济繁荣。
　　澳门的作用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思潮和科技，都打这里周转，去到咫尺之近的广州和万里之遥的紫禁城，扮演了西学东渐的重要角色。以《天工开物》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成就，也是通过澳门远播欧洲，助力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早期意大利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都是先到澳门，在此学习汉语，准备礼物，然后到广东肇庆等地建造教堂布道，开始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教事业。据澳门教区统计从1557－1644年，澳门天主教徒从400人发展到4万人。1594年耶稣会士在澳门开设圣保禄修道院，当作在东亚传教和培训的总部。圣保禄修道院几百年来历经三次大火，已不复存在，遗址俗称大三巴牌坊，是澳门有名的旅游景点。它见证了澳门的辉煌。在1581－1740年间有483名耶稣会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在这个修道院学习中国的礼仪风俗，在中国内地布道多年，然后被地方官员引进北京宫廷，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科技、文化、乃至于历史进程。《明史》写道：这些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为华人所未道；特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是很先进的，客观上起到了科学文化二传手的作用。
　　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到中国后扎进民间传道，同时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国文化，并向欧洲回传，在欧洲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儒家哲理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造成的影响，中国重农思想促进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等。在中西方政府之间还没有多少往来的时候，澳门成为两大文明交流的中枢，既为中国带来了晚明小百家争鸣时代的思想解放，也为西方社会变革带去了东方的元素。
　　澳门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还是殖民者入侵远东的情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