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支书关照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他送去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片,让他将药费先记在帐上。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正半坐半躺在床头吃生胡萝卜。那天他神志挺清醒(听说这些天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告诉我说:“中午吃的粥,你七婶上工前洗了几条胡萝卜放在铺边上让我饿了时吃点儿。”他肠胃里没病,只可惜那时太困难了,饭粥都不周全,哪还谈得上什么营养不营养。第二天,我给了七婶五元钱,七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那年春天,七叔病情突然加重,饮食越来越少,人也像个傻子。没过几天就走了。
那时还不曾实行火葬,我请人将队里的一副旧水车拆下来打了一副薄皮棺材,打发他上了路。送葬的那天,七婶哭得死去活来,大家也陪着她流了许多眼泪。
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四十多个春秋,但村里的老人们还常常在一起谈起七叔的那些旧事。都说他是个好人,要是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或许还能多活好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