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旱灾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华民国最高统领蒋介石询问当时的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李培基习惯性地汇报出官方的统计:“政府统计1026人。”蒋介石习惯性地继续问：“实际呢？”李培基停顿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回答：“大约三百万人。”蒋介石闻言，转过脸来，表情复杂。镜头一转，蒋介石置身教堂，似在祈祷。我不清楚，他是为了谁而祈祷。
　　何为祈祷？祈乃求福，祷乃告事，即向天地神佛祈福免灾。按照宗教徒的说法，祈祷该称之为“祷告”。祷告是人向神打电话，将自己的思想与愿望通过冥思、默念、言语、歌唱传达给自己所信赖的主。主又是谁？按照基督教的解释，主即为了拯救全人类而自愿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然而耶稣的存在总是让人感觉不确定。
　　如《一九四二》里的老东家，他是一个土地主，原住在深宅大院，拥有着充实仓廪。邻村的农民在饿疯了的情况下，聚众跑到他家要求吃大户。他迫于形势杀猪切肉，蒸馒头煮玉米的给予款待，却因东窗事发遭来横祸。他的长子被杀，他的库房被抢，他的宅院被烧，他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和一马车的粮食向西逃荒。他不是什么“南霸天”、“黄世仁”类的恶霸，他谨小慎微，脾性温和，不过是想保住那份来之不易的家业。结果他的车粮被国民党的士兵劫走，他的细软也被抢走，他逃到洛阳不得当地政府资助，他逃向陕西又遭遇当地官兵驱遣，他一路丧媳，接着丧妻，无奈卖女，千辛万苦护在心窝的小孙子最后也被闷死……他招了谁惹了谁？凭什么要让他在半百的年纪承受这一串的生死与离别？
　　长工栓柱，虽是地主家的佣人，实际是老东家的心腹。他衷心护送着主家一门四口前往陕西，鞍前马后不离不弃。他爱慕着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发现她被国民党的士兵掳走，拼了命也要将她抢回。他失去星星之后娶了花枝，一夜露水夫妻刚得甜头，次日面临着花枝托孤的重任。他只是发了“你才当了我一天媳妇”的牢骚，便将留保和铃铛视若己出。他在火车上发现两个孩子丢失，不顾自身安危跳下火车四下寻找，以至于丢了卖媳妇换来的四升小米。当他被日军抓住并胁迫用馒头换铃铛的核桃风车时，他毅然吼出“谁也别想动我闺女的风车”，为此他被日本人用刺刀活活刺死……他辜了谁负了谁？为什么要让一个忠仆落得悲惨的下场？
　　李培基，蒋介石任命的河南政府主席。灾荒年月，他积极收集灾情资料，前赴重庆为民请命；得知灾情严重，他耐心与河南战区的司令蒋鼎文周旋，力争军粮减免；收到八千万军粮的第一时间，他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划重点分配粮食；当县长刘道基手捻两枚核桃大的丸药称是“救荒丸”，吃一丸可以七天饿不死，他嘲谑着：“要是这玩意儿管用，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会饿死人！”；他甚至为黑暗腐败的官场痛心疾首，升起辞官之念。他是影片里唯一没有起心去发战争财，而是一门心思为灾民做实事的国民党内高层官员。为什么步步受制，处处碰头，难以实现心中所愿？
　　一系列的天问，谁来解答？正如天主教徒安西满，目睹了百姓逃荒的种种惨剧，经历了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他自愿效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计划也落空，他回到了教堂，对梅甘神父发出质问：“这一切主都知道吗？”，“主都知道祂怎么不管？”，“上帝为什么总是斗不过魔鬼？既然斗不过，我们为什么要信他！”……
　　上帝既然拥有着神奇的大能，祂为什么不拯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祂为什么不几个闪电劈死那些玩忽职守、牟取私立的腐败官僚；祂为什么不让信祂的人免除饥馁，享受温饱？难道上帝也需要世人拜佛敬鬼般的敬拜祂，献祭祂，他才肯大发慈悲，施以援手？难道上帝真的如同安西满形容的只爱信祂的人却不庇护异教徒？如此心胸狭隘，功利冷血，谁会去爱祂？谁会去服祂！
　　《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纵观《圣经》全书，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制造万有，唯独没有起意造出灾难。亚当夏娃在悖逆上帝之前，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当人类始祖偷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罪恶便涌入了他们的奇经八脉，与血液融为一体。上帝来到伊甸园审问他们，这对往昔恩爱的夫妻，争着将过错推诿与对方。继之，亚当与夏娃的后裔也遗传了他们体内的罪，于是邪恶与苦毒代代相传，厮杀与攻战定期轮回。若说天灾是上帝施予人类的拳击，人祸的实质从何解释？造成河南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的原因难道仅是国民党军官口中的“蝗虫”？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赶赴灾区跟踪报道，亲手拍下路边饿殍无数，野狗肆意嚼尸的照片，蒋介石看到是何反应？他先是一脸轻松：“灾情没有那么严重”，再强笑辩解：“（野狗吃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直到一张张代表事实的照片摆出来，蒋介石才正色回应：“没想到灾情这么严重，政府如果知道不会作势不管的。”可是蒋介石没有把救灾作为案头工作的第一要务。他很忙，他忙着了解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和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的任何一桩，放到1942年的世界环境，似乎都比三百万人命重要。蒋迫于国际压力所作出的赈灾决定，落实到地方政府，又演变成了粮价疯涨，官员贪污，灾区各部门为索粮争论不休，无良商家趁机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好处费……如是这般均被观众视若罔闻，却去责问上帝为何袖手旁观，到底是上帝不够公义，还是人类本身寡义？
　　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有明确的记载：“（外国传教士）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这些传教士早在蒋介石赈灾之前，便通过设置粥场、开办教会医院、设立了孤儿院来救死扶伤、救护灾民。灾区的百姓又是如何相待：战乱年月，灾荒时节，被饥饿折磨的穷人可以像土匪冲到地主家里烧杀劫掠；老东家在仓房外听到儿子起意霸占前来借粮的长工家媳妇，不予阻止还默默走开；儿媳妇在丈夫被杀之后没有流露过半点伤感，反而絮絮叨叨一些被抢走的陪嫁首饰；逃荒路上，长工的母亲看到老东家的狼狈样，冷笑着说“我说有灾好，让他家也变成穷人”；吃了败仗的国民党军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告诉灾民这是“迂回作战”，并且肆意抢掠灾民们的粮食、车马；老东家的掌上明珠卖身来换取五升小米救全家人，老东家先是欣然一笑，转过脸说“真是辱没先人”……实看不出，哪一个人物是编剧刻画的义人。
　　因为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义人。生而为人，血肉之躯，抗不过岁月磨洗，逃不过生离死别。一场场意外砸来，不死也是重内伤。生而为人，也靠进化，需遵循自然法则，要面对优胜劣汰。平安盛世时期，均不识红尘饥馁,哪见得耕织苦忙。一旦遭遇灾难，求生就成了首要任务。人性里的恶如自私，恶毒，背叛，苦毒蓬勃而出，与野兽并无甚区别。
　　1942年的河南大逃荒固然是令人心碎，观之落泪，1962年的全国大饥荒更是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饥饿，战乱，逃荒，大迁徙等动荡素来多见。“饿殍遍野”、“流民载道”、“卖儿鬻女”、“食草根树皮殆尽”，甚至“人相食”亦屡见不鲜。这一次次沉重的鞭子挥下来，国人的痛感总是短暂，轻而易举就学会了遗忘！
　　多少人笑哈哈地奚落着“犀利哥”的一身行头，却不对他的精神障碍报以怜惜；多少人眼睁睁看着小悦悦事件接二连三地上演却只会在微博上发表120字的慷慨评论；多少人爱慕着成功学，翻阅着励志书，艳羡着金光闪闪的范爷背影，揣度着霍启刚与郭晶晶的婚姻幸福还是不幸福；多少人吃着地沟油，喝着三聚氰氨奶，品着瘦肉精，扒着石蜡翻新陈米饭，嘴上批判着奸商就解了气；多少人背着高房价，拿着杯水薪，自命穷屌丝，意淫着高富帅或者白富美，看着芒果台的恶俗综艺节目和灌水肥皂剧打发着一天又一天；多少人关注股市、关注楼市、关注国际形势，却吝于思考自己从哪里来，自己又要到哪里去；多少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羡慕嫉妒恨，寂寞空虚冷。惹不起上层阶级，还可以嘲弄下层弱势……这样的民族，无论过了几个世纪，在灵魂领域依旧是灾民，依然是饿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