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郭柯执导的《二十二》不断升温，已经成为继《战狼2》后今年暑期档又一部全民参与的话题性电影。主创们纷纷发声，这是一部跟时间赛跑的纪录片，因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被日本侵略者强征为“慰安妇”，到2014年，中国内地所剩下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22名。待到电影上映，电影中提到的老人仅剩8位。那些逝去的灵魂走得太快，似乎来不及让更多的国人知道她们经历了什么……而她们经历的许多苦难，电影甚至没有提到……原因许是一言难尽，又许是采访者不愿触及……毕竟，慰安妇的经历使她们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烙印一生，不止光被日军摧残身体和心灵那么简单……
　　论及“慰安妇”这个称谓，日本《广辞苑》的解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简言之，就是随军妓女。自日本1917年出兵西伯利亚，那场日俄战争以日军的性病患者大于战死人数的惨痛经历告终。日方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要求，强征了大约40万妇女为“慰安妇”，同时建立管理卖春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日方一度声称，慰安妇是募集而来的，不但给了应募妇女一千元预支金，到了部队伙食一律由军队供给，其他生活也由军队负担。应召妇女靠卖淫收入还清一千万预支金，即可恢复自由之身——这是侵华战争初期日军的既定政策，所以妓女是早期慰安妇的主要来源。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前去应征的日本妇女就有不少。然而战争是最能够改变人性的产物，常常使得正常人走向变态，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日军残暴地抢夺中国各地女子充当慰安妇。日军所建的“慰安所”数量不断增加，单上海一地，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至少有140多个。
　　在“慰安所”，慰安妇们所承受的性行为凄惨无比。她们所居住的多为木质结构的临时简易房，四张半的榻榻米外加一个土地间的小屋，十间一栋，共约十栋。房屋四周设置了通电的铁丝网，用来防止慰安妇的逃跑。房屋的屋顶是用白铁皮或者防水橡胶做的。房间的门上插着所有编了号的慰安妇的金属名牌。一进门就摆着床，对面墙上有一扇三十公分乘五十公分的小窗户。窗户玻璃三分之二是毛玻璃，三分之一是透明玻璃，用以屋外的人监视室内男女的行动。
　　慰安所里的慰安妇们，常常只穿一条衬裙，或者什么也不穿，用被子裹着。接待在门外等候的士兵时，她们赤身裸体仰躺着供其蹂躏。她们枕头边，所堆积的手纸宛若小山。往往前面的人刚一进屋，门外排队的士兵就大声嚷嚷“快一点。”她们一天之内要接客多少个呢？“有八个、九个，也有十多二十多……数不清楚，只躺在那儿，张开大腿，有多少接多少。谁来买你的票，都得接……”李碧华纪实文学《烟花三月》里做过慰安妇的袁竹林沉痛地回忆，她第一次被抓进慰安所，就遭到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强暴。每个日本兵都要折磨她30分钟左右。后来即使在月经期间，日本兵照样冲进她的房间，把她往死里折磨，甚至不用避孕套。后来她逃跑未遂惨遭毒打，失去了生育能力。
　　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林石姑，与未婚夫筹备婚礼期间被日军抓走充当慰安妇，每天都要被许多日本兵强奸。在遭受性侵期间，她多次自杀未遂。第二年，她生下一个女儿。日本投降后，日军将她年仅两岁的女儿夺走，她反抗期间，被日军拧断胳膊，残废终生。
　　山西盂县的万爱花，曾三次被日军抓到进圭村据点。日本兵把她打得死去活来，万爱花的脚、腰、肋骨，都被打伤、打断。后来日军以为万爱花要死了，将她扔到村旁的乌河沟里，幸好被好心人发现救起。此后整整三年，万爱花躺着无法动弹，等能下床后，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变了形，人站不直，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右耳耳垂被日兵扯掉了一块，头顶被日兵扎打过钉板后，头顶凹陷，有两处伤疤不长头发；原来160多公分的个子萎缩到了140多公分。
　　盂县西潘乡的张改香，17岁那年自愿代替侄女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整整三个月，受尽日本兵的摧残，使得她身心都被深深伤害，患上了重度的精神分裂症。被父亲用重金赎出来后，也未能治愈，严重影响了以后的生活。
　　可能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再没有哪一国的军队像侵华日军这般把“性攻击”行为推演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不是所有慰安妇都有上述人物的好命，可以捱过地狱一般的生涯，找到时机逃出生天。更多的慰安妇被虐杀致死，或者自杀身亡。她们稍有不从或是反抗，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她们的乳房、剁她们的手脚，甚至让狼狗把她们一片片撕烂以警告其他人。据日本侵华老兵小林宽澄的讲述，日本兵在蹂躏慰安妇之后感染了梅毒，就把她们杀死，将头砍下来找个地方烧了，一口口吃脑浆，把这当作治疗梅毒的良药。更有甚者将她们送到731部队，对她们进行人体试验，用来研究疫苗。所以，《二十二》里的韦绍兰老人纵然九旬高龄，吃着低保，生活清苦，蜗居在房龄40年的老屋里，依然感恩如今的太平生活：“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那是她们所承受的苦难已经达到了巅峰。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慰安妇们的噩梦却未终结。由于她们曾经与日军有过“淫行劣迹”，往往不能见容于自己的同胞。已故的海南省保亭县人林亚金，在文革时代备受歧视，被视为“日本娼”。由于身体受损没有后代，所养育的女儿长大后得了精神病，养子结婚后成家另过。她年过花甲形同乞丐，独居在离村三四里一个被废弃的海军基地破旧的营房里。被人发现时，她光着脚刚从地里放牛、割草回家，正准备热大铁锅里煮好的野菜吃；袁竹林在建国后遭到身边人无尽的侮辱和唾弃，历次政治运动，都背负日本军妓、汉奸、间谍的罪名。只有一个名叫廖奎的国民党警察真心爱她。解放前夕，他们冲破偏见结了婚。廖奎为她放弃逃往台湾的机会，厄运由此降临：1953年，他蒙冤入狱，被押往北大荒劳改。一对恩爱男女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海南陵水的黄有良，抗战胜利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个患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经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她后来生的孩子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她一度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可惜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心愿……其余的慰安妇，哪怕捱到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飞跃，她们的生活依然是艰难困窘，少有改善。她们甚至没有得到该得到的赔偿与保护，大部分直到死，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等到。
　　其实，自1991年起，全国人大代表王录生联合其他代表向人大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的议案。1992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又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的议案。是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
　　无奈，落实下来极难。一是二战后的日本政府长期隐瞒其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罪行事实，后来虽承认有责任，一直坚持战争的赔偿问题已在战后的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两国间的声明中解决，并声称日本战后没有个人向国家索赔案例，在无法源可寻依的理由下，拒绝一切的国家道歉赔偿。二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这样专门从事索赔活动的民间组织仍旧缺乏。目前的索赔诉讼多是个人行为。而日本法院往往采取拖延战术，接到万爱花等人的上述之后，往往间隔多年才开庭，或开庭5分钟就宣布休庭。2003年4月24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要求的一审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5月8日，原告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5年3月31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7月，万爱花等原告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1月，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败诉。所有3批原告全部败诉，让老人们悲愤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