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那条河很小，临近洞庭湖才听得见渔歌晚唱。可它的容量实在惊人，浅浅清流，容纳了一个绝大的身影，粼粼波纹，驻扎了一个不屈的灵魂，汨汨水声，传扬了一个泣血的故事。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怀沙沉水，渔民们获讯赶来营救，诗人已经不见踪影了。悲痛的人们一面继续打捞，一面撒下自己当做口粮的粽子，以免鱼虾损坏诗人的遗体。诗人死去，爱国主义从此滋生，潜入炎黄子孙的血脉里。
　　在屈原之前的几千年里，有没有爱国主义呢？
　　试想一下，千百个小国旋生即灭，叫人怎么去爱？小国寡民，说爱国，莫若说爱乡更确切。那时，只要天子发话，老弟，你带几个人到东海建一个国家，于是一个新国家就出现了。没有天子发话也行，只要你拉一个或者几个三姑四姨，去向天子进贡，你也有了一个国家。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和当地土著融合而成，与周天子没有血缘关系，其头领去镐京进贡了几把茅草，也得到五十里封地自成一国。小国灭亡更简单，一个武士就可以扬言，老大，给我一百人，我去灭了某国。于是某国就不存在了。晋献公担心虞国、虢国联合抗晋，假途灭虢，好玩一样就吃掉这两国。
　　幸而还有一个天下共主，还有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分封制才能大体无忧地延续下来。不过，这种优雅的贵族礼仪不可能时时奏效，国家利益总是排在天下利益的前面。一些大国，通常都是滚雪球滚大的，吞并小国不过是吃开胃小菜，大国争雄才是正餐。楚国灭随国，就是看中其境内的铜绿山，铜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打败随国，收其为附庸国还感到取铜不方便，不多久干脆划进楚国版图内。
　　那时的爱国主义在哪儿呢？除了战争中死人，没有人为灭亡的国家殉节。国君死社稷一说，属于贵族礼仪的范畴，是国君应有的担当。虽然有一个共拥的朝代，却虚化成了天下。在大家眼里，只有超越了列国的天下，才值得去爱，才值得去捍卫。这也属于礼仪的范畴。一旦游牧民族入侵，诸侯之间的战事就立刻停下，同仇敌忾，共同保卫华夏衣冠。当这个民族接受了华夏礼仪，再来侵犯，就成了诸夏的争霸之战。除了当事国，谁也不会操这个淡心了。
　　这是爱家乡，也是爱天下。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他有一只脚滑进了战国，所以他可以站在道义的高度，鸟瞰已经逝去的时代。这是人所站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视觉偏差。鸟瞰历史，会觉得众山矮小。如果是仰望历史，又会觉得乌云压顶。尊王攘夷的春秋之战被他视为不义，灭国如炒豆的战国兼并战争，在他眼里可能更为不堪。温文尔雅过时，丛林法则降临。可惜孟夫子看不到，更可惜的是屈原不仅看到，而且亲历这一段刀山血海的炼狱。最后难以忍受痛彻肺腑的折磨，提前离开了人世。
　　一种思想的诞生，首先要在先驱头脑里滋生，然后由知识阶层的推崇，最后才被大众所接受。古代的知识阶层叫做士，士人的觉悟才是民族觉悟的先声。
　　那时的士人在干什么呢？
　　在先秦，楚才晋用非常普遍。作为掌握思想武器的知识阶层，毕生都在寻找施展个人才华的平台，哪个国家能用他，他就骑着毛驴屁颠颠往那里赶去。一代兵圣孙武是齐国人，在吴国找到用武之地；另一个与孙武齐名的兵家吴起是卫国人，一生任职鲁、魏、楚三国。改革家商鞅也是卫国人，在秦国大显身手；谋略家伍子胥是楚国人，率领吴国军队差点灭了楚国。最著名的孔子，出生于鲁国，在鲁国政坛上不得志，就带着一众弟子去周游列国，说服各国君主，以推销自己的仁政学说。老子更出格，骑青牛出函关，跑到天下之外去寻道了。
　　不要以现代目光看待此事，他们的胸襟其实都很开阔。诸子百家，没有一家是为一家一姓服务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天下和苍生。天下即文明开化之地，苍生指所有的华夏子民。他们的祖国，也不因他们曾经为敌国效劳而另眼相待。比如纵横家张仪，在秦国为相，破坏了魏国和其它五国合纵抗秦的方略，晚年回到家乡，魏国国君仍然请他担任国相。即使在苛刻的后人眼里，对此也没有大惊小怪，反而认同他们的观念。比如伍子胥，出生于楚国贵族之家，因受冤逃到吴国，带吴国军队攻打楚国，并且挖开楚平王陵墓鞭尸。如是行为，宛如后世的汉奸。司马迁也对此不满，却又认为伍子胥不拘小节，能忍受屈辱，最终为父兄报仇雪恨，是真正的英雄。
　　爱天下的士不爱国，因为国字是四面围墙，堵住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只有屈原是个另类，忧国忧民，最终却被自己深爱的祖国抛弃了。
　　鲁迅认为屈原是贾府的焦大，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鲁迅到了生命的晚年，在《从帮忙到扯淡》中又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这评论有点刻薄，对后世景仰的诗人不很公正，却道出了屈原爱国的苦情：即使受到再大的冤屈，也对生养自己的国家不弃不离。爱国主义不是在聊天室里高谈阔论，而是一种掏心挖肝的悲情剧目。如苏武，在冰天冻地的北海牧羊，十九年没有放下使节杖。如张自忠，顶着汉奸的骂名，依然冲杀在抗日的最前线。闻一多的诗揭示悲情更透彻：有句话说出就是祸，有句话说出点得着火......咱们的中国！哎，爱国，在很多时候是有罪的。
　　作为爱国主义的萌芽，为什么偏偏产生在屈原身上？
　　因为，他有作品。
　　因为，他的作品有思想。
　　因为，他的作品有忧国忧民的思想。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以文人面目出现，并在作品里淋漓尽致表达出爱国情操的诗人，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损害楚国的利益，这是他难以忍受的。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迸射而出，铸就出积忿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字里行间，充满忠怨之情。最使他感到难受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国的机会。做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时局糜烂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怎样的激怨。
　　然而，这还不是爱国主义产生的关键。
　　关键在于，是时代的需要。在屈原200年之后，发祥于楚地的汉帝国推出了屈原、推出了楚辞、推出了忠君爱国的思想。爱家乡、爱天下的传统转变成爱国主义，此时才有了合适的土壤。士大夫眼里的天下观虽然没有消失，但经过残酷的兼并战争以及汉朝取代秦朝，天下已经变为一家一姓的领地，皇帝也成了天下万民之主。知识阶层学成文武艺，不卖给他卖给谁，卖家很多，可买家只有一个。不卖他，难道卖给天下之外的戎狄蛮夷？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知识阶层的天下观，加上华夏一统的现实，相互激荡融合，才产生出以忠君为核心的爱国主义。
　　须知，屈原第一次出现在后人的记忆，不是在浩如烟海的先秦文献里，而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战国策》里有六个字“臣，郢之登徒也”，据说指的就是屈原，但至今未得确认。楚国是春秋战国时的大国，他任掌管王室芈姓屈、景、昭三氏的三闾大夫，先秦的文献将其遗漏，不得不令人产生怀疑，是不是真有其人？按《说文解字》解释，吃粽子的习俗也与屈原无关，可以追溯到屈原的老祖宗楚武王时代，早于屈原400多年。
　　不过，历史还真经不起推敲。唐代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因新旧唐史均无记载，只有“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这一孤证，从而成为悬案。战国是汉代的近邻，只隔一个短命的秦王朝，司马迁时代距屈原时代还不到200年，相信有不少公室的文牍躲过战火留传下来。民间的典故和传说，偏离真相和事实也不会太远。汉帝国天下一统，又起源于楚地，需要更合乎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以加强全民族的凝聚力。除了在政治上独尊儒术，在文化上也大力推崇楚辞。忧国忧民的屈原应运而生，成为忠君爱国的代表，出现在司马迁的视野里，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