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小提琴作为选修课是在国内定的。母亲和老师都这样建议,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琴有一定基础,另外也考虑我一旦年龄大了,不易在歌剧中演主角,也可以到乐团去。
我的小提琴老师犹太人拉宾50来岁。琴艺极高,是爱乐的首席。他身体瘦小,为人极其谦卑,走路总是低着头,见任何人都避让,甚至一条小狗。闲谈时我问起老师的生活,他只简单地说带一个小孩过日子。说完笑笑,缄口不语了。开始我以为是他的孙子,后来听团里人说,是他捡来的。逐渐地老师和小孩我们都熟了,他俩很喜欢我,慢慢地老师才讲起孩子的事。
事情是这样:
一天,老师见一伙茨冈人在街头卖艺。谢尔盖,你我都见过,从普希金的叙事诗里也读过,这个民族没有定居的部落,欧洲也有的国家叫他们吉普赛人。他们的一些团伙赶着大篷车从我们中亚、乌克兰到欧洲的各个城市到处流浪。那日,我的老师,他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拉童琴,他听了听,觉得孩子很有天赋,就想教教他。他把这个想法和他们的头领,一个威严的戴一顶小帽的老头说了。这时,一个穿着花花绿绿的老女人走过来了,皱皱巴巴的脸上现出狡猾的微笑,伸出肮脏的手,叫先生,说这孩子每天要演出赚几个小钱养他自己。你误了他的工,要付出报酬。拉宾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所有,第二天又给了她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的老师自奉很简朴,但救助穷人从不吝惜。就这样,拉宾带老女人和那孩子到自己住处,老妪管小孩叫塞纳哥儿。约定孩子每天上午来两个小时,在他这儿吃午饭,然后回到他的大篷车去。一般乐团排练在下午,演出在晚上。就这样过了一个来月。那一天吃过午饭,老女人也未来接孩子,拉宾领孩子走了几个街区也不见茨岗人的踪影。这时孩子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讲到这,老师把那条子拿给我看,上面歪歪斜斜写了几行字:
“早晚有一天德国人要把我们赶走的,”茨冈人这样写道,“我们看先生是好人,生活也宽裕,就把这孩子收下吧。他是我们捡来的。他刚刚出生不久。在巴黎塞纳河边,里昂站的一个街角。我们这儿也记下了您老爷的地址,要是有一天他的法国妈妈找到您,孩子脖上那个小金锁就是信物。我们想,他妈可能是个贵族,有钱人,她在婴儿的襁褓中塞了一张支票,您老爷用不着,我们把它带走了,说来我们也养了他十来年,现在他自己能糊口了……”
我想老人留着这张字条,是想对孩子和家人有个如实的交待。
不知什么缘故,拉宾老人不愿在团里和同仁们说笑。他总是在学院里教我,遇到他排练时间错不开的时候,他便让塞纳哥儿领我到他住处学琴。他有一厅一室。卧室很幽暗,厅却是明亮的,那里有一架钢琴,墙上挂着三把提琴,孩子睡在那旧沙发上。当老师教我一些练习曲时,塞纳也跟着学。老师有一部手抄本《小提琴教程》,是德国小提琴家施波尔写的。他继承发扬了老莫扎特写的同名教材。它是德国小提琴发展的结晶。老师教我主要用这部施波尔的本子。他推崇这位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大师,说施波尔演奏音调雄浑,技巧精湛。我读欧洲音乐史时,也翻到了上个世纪的这位大师(1784-1859)。当我看到他的经历,知道他在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工作过,令我倍感亲切。而且我在剧院的历次演出单子中还看到施波尔的《浮士德》、《耶松达》和《十字军》等保留剧目。这些以历史传奇、神话故事为题材的浪漫歌剧也符合我的趣味,它使我想起我的《柳德米拉》。亲爱的谢寥沙,我感激这个角色,她让我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吸引了你。
那一天,拉宾老师的神情有点异样,他没有教我拉琴,却把自己收藏的乐谱堆在案头,一面翻阅,一面向我讲解大师们的业绩的创作特点。他讲了巴赫的6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讲了莱比锡音乐学院的达维德,讲了他的老师约阿希姆。说到这他停下了,许久无语,眼泪掉了下来,嗫嚅:“后人会记起他,和他的学生。”
突然他让我和他对坐,又把一杯咖啡推给了我,本来那是我敬他的。
“我们的功课到今天为止了。”我头一次见到老师现出感伤的微笑。我有些惊惧。他继续说:“卡鲁斯当了团长,他屈从于纳粹的压力决定把我赶出乐团。因为明天的节目是已经公布了的,所以在明晚的演出之后,盖世太保就要把我押到集中营了。我把这些乐譜小提琴还有这孩子都留给你了。他还小,我不想让他陪我走向坟墓……”
我的心如刀绞,我和塞纳都伏案痛哭起来。
回到家见姨和姨父都在客厅里,我便坐到姨妈身边哭诉了刚才的一切。姨静静地流泪,我伏到她怀里。姨父一时无语,吸他的雪茄。过了一会他才灭了烟,问我明晚的节目还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吧?我点头一面擦眼泪。他站起来,走进电话间。
次日晚上演出时,我饱含泪水以高亢的音调,泣诉着身陷魔窟的柳德米拉的痛苦。拉宾更是把他的全部悲情贯注到他的弓弦上。剧场里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他们为剧情和音乐所感动,哪里知道我向老师告别,老师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一场幕落,暴发出雷鸣般掌声。幕启,拉宾和我站在指挥身边,拉宾深深鞠躬。
就在这时,一名中国领事馆的人员,走上台来,给我们三人献上三束鲜花。场内更是掌声雷动。
最后一场大幕升起时,观众惊异地发现,拉宾不见了,第一小提琴手坐位上放着一束鲜花。演唱在继续。幕落了,突然,一伙冲锋队员跳上台来,搜捕犹太人拉宾。
此时,我的老师拉宾已被接到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为他签证的正是姨父的朋友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这个计划是姨父在电话里和总领事讨论好的。后人应该记住他的名字——何凤山,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到1940年5月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即将奉诏离任前,他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办理了入中国的签证。挽救了无数犹太人的生命。
第二天姨父把孤儿赛纳和拉宾的手稿还有三把小提琴送到中国领事馆,交给了拉宾。老师把最好的提琴和一迭手稿赠给了我。姨父又把它带了回来。
我把赛纳这孩子从老师家带回的那个晚上,孩子说他要回到吉普赛人的团伙中去。说他想念那里的爷爷、奶奶,还有小狗和大篷车。这个法国弃儿的感恩之心令我动情。姨父说希特勒把吉普赛人看作是劣等种族。也在屠杀之列。我们不能收留他。
拉宾走后的第三天,罗拉家的晚会上,上台不久的卡鲁斯团长,兴奋的大讲德国在丹麦和挪威的胜利。他还举杯让我们一起向希特勒致敬。罗拉带我们走进休息室。坐在早就在那里读报的姨父身边。这时卡鲁斯悻悻地走到姨父面前:
“部长,”他称姨父以前的官职,“你放走了拉宾,冲锋队长对我发脾气,让我很为难。”
“哪里的话,卡鲁斯团长,拉宾不是我的人,我怎么放他?再说,中国领事馆给那么多犹太人签证,你不是不知道。救他的是何凤山。他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我们应该学点中国哲学,得饶人处且饶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姨父瞅着一脸尴尬的团长,继续说,“现在当局对犹太人也是驱逐和集中营两条路。赶走也就算了。拉宾在团里的人缘很好,你把他送上死路,你的人怎么看你?”
这时,巴赫走过来对卡鲁斯说:
“那年我们筹备演《蝴蝶夫人》还向中国使馆请求借一个女角演巧巧桑,你记得吗?”
“记得,记得。巧巧桑是剧中一个日本女孩。”卡鲁斯诺诺。
姨父继续读报,忽然抬头,“卡鲁斯,刚才你叫我什么……我是奥地利的部长,现在是东部地区的办事员。你这种怀旧情绪可要不得。”姨父打开烟盒抽出三支雪茄递给巴赫和卡鲁斯,自己也点了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