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住在乡下的物资供给者们，对这五天一次的盛会就看重得多。如果说赶集是城里人的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期待，即使取消掉赶集，顶多也就感到生活不便的话，那么对于依靠贩卖作物、禽畜与手艺为生的农民与小商贩们则不啻于失去了饭碗。
　　小时候经常去到农村，因而时有随同学和他们的父兄一同进城赶集的机会。赶集是一次短期的农业生产检阅仪式，同行者们会在鸡叫头遍就早早起床，把自家近段时间或养殖或种植的成果挑着扛着，带到城里去卖。鸡鸭鹅等家禽用篾片编成的格子很大的竹笼挑着，鸡蛋用铺着稻草的菜篮提着，两三百斤的猪儿由两个精壮汉子用两根粗大的杠子扛着，滴着露水的时令菜蔬用脚篮挑着……不管成年少年，每人负重基本上都超过了自己的体重，脚步依然轻健如飞，我即便空着手，也必须一直保持匀速小跑的节奏才能跟上。这时候有些人就会来捉弄我，让我也挑一副担子体验农村生活，看着我肩上的扁担不是这头翘起就是那头翘起，总是控制不好平衡，不一会便弄得满头大汗，大家都爆发出一阵阵会心而得意的笑声。
　　那些时候我还预计不到，这些曾与我同行的人们，在今后会和我形成一种物资供求关系，包括我的同学们，几年之后就得以买主和卖主的身份相见。曾经有个叫田忠辉的同桌，在上初二的时候，因醉心于《岳阳楼记》想象奇瑰的景物描写，对我感叹了一句“写得真好哦”，而让我大受感动。不想还不到三年，我们再次相见，已经是在校场坝农贸市场的临时肉铺上，其时不到弱冠的同桌已经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少年，酱色的脸上多了许多褶子，见到我时，只是愣了一下，就谈起生意来：“来砍肉？我给你便宜点。”
　　这样的际遇后来逐渐多了起来，我到这时才真正了解到农民的生活状况。当时的农产品十分低廉，一斤白菜价格不到一角钱，一大挑菜翻山越岭来到城里，卖到太阳下山，所得也不过几块到十几块钱而已。牛马猪羊这类大型牲畜虽然价格贵上许多，但一头猪的饲养过程至少得七、八个月，除开成本之后，也赚不了几个钱。
　　进城来赶集的除了卖鸡卖菜的农民，还有一些手工艺人。中国是个手工艺大国，种田苦累且收入微薄，有想法的农家子弟就会外出拜师，学得一门手艺便可终生受用。剃头、木工、捡瓦、劁猪、雕刻、制陶、吹糖、爆米花等等行业，在九十年代前的各时期都曾是热门行业，无论城里乡下，都有着极大的需求量。
　　在城里的集市上最常见的是街边剃头匠。这是在理发店或发廊尚未普及的八十年代前，县城和乡镇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行业，剃刀、铝锅、脸盆、梳子、箅子和荡荡布，再加一个红泥小火炉，就是剃头匠的全部家当了。这些剃头匠多是五、六十岁的农村老汉，趁着农闲时节出来找点外快。他们的手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不管你是谁，剃刀过处，全部变成精光葫芦似的大光头，因而经常光顾这些随便一个街角一棵树下就开张大吉的剃头摊的，也多半是跟剃头匠年龄相仿的老年人。对于这些老人来说，来这里剃头既实惠又彻底，仅仅一元钱的交易便换来数月的清爽，实在算得上价廉物美了。在那个时候，除了穿牛仔裤留大背头、“流里流气”的小青年，有多少人愿意花五、六倍的价钱去剪个头发呢？
　　如果说剃头匠是老年人的贴心小棉袄，那么画糖人就是小孩子的梦想设计师了。一柄小汤勺就能在石板上画出无数惟妙惟肖的造型出来，不但孩子倍感新奇，就以大人的眼光看来，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过程。吹糖人会根据顾客的要求，用糖浇出不同的题材与形状，他们做得最多也是最受顾客欢迎的，无疑是猫狗鸡鸭狮虎鹰等飞禽走兽，其造型类似剪纸，只保留了外部轮廓线，具有很强的图案艺术效果。每当吹糖人路过，别说乡下儿童，就是城里小孩见了，也会围着跟着，以得到一只漂亮的糖人为荣。
　　■三
　　对赶集最感兴奋的莫过于孩子们，有些住在离城几十里的大山里的孩子，如果在考进城里中学之前就已辍学，那他也许一生也进不了几次城，因而，被父母手中牵着、公婆背篼背着来赶集，是他们难得的开阔眼界的机会。
　　孩子无分男女，爱的首先是糖果，然后是些稀奇古怪的玩意。进过城的小孩会惊奇地发现，街上商店卖的许多“粑粑”，与自家做的糍粑、粽子、窝头完全不同，它们有着更为奇怪的形状和丰富的味道。在对同伴的描述中，有一种用透明塑料纸包着的粑粑最甜最好吃。他们说不出这种以白砂糖、淀粉糖浆和柠檬酸为主要原料的粑粑的确切名字，但却非常肯定它是最甜的。等到大多数人都进过城了，他们渐渐不再把所有的糖果糕点都叫成粑粑，但即使后来街上又相继出现了酥糖、饴糖、奶糖和更晚的巧克力，他们仍然不约而同地认为，那种甜得发腻的水果糖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因而一代又一代乡下孩子梦想着跟大人上街赶集，为的就是那一口难忘的甜。
　　而务实的大人更愿意给孩子买另一种叫法酥饼的湘式糕点，这种直到世纪末还在一些偏远山村销售的发酵面饼又干又硬，对于口味精细的现代人来说，法酥饼粗糙干涩的口感简直无法忍受。然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却是农村最常见的零食，相比起水果糖来，能够果腹的法酥饼显然更加实际，大人们往往会哄着骗着让孩子改变主意，没主见一点的孩子或会接受，软硬不吃的立马躺到地上去打滚撒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当然，大人们有时也会主动去买水果糖，并且是大量购买，这样的大手笔肯定不是为了孩子，而是赶上了红白喜事，要用来待客。这个时候，他们等于是默认了水果糖比法酥饼高出的那一点点地位。
　　再晚一些时候，糖烟酒公司引进了一种人们从没见过的新式点心，这种用鸡蛋、白糖、面粉和泡打粉烤制成的杯状食品色泽金黄、香甜松软，一下子征服了从城里到乡下、从大人到小孩的普罗大众。那个年代糕点水果极少，无论到哪里走亲访友，主家用于招待客人的，多半都是这种产自遵义叫做鸡蛋糕的东西。但我一向看不上这种油腻的食品，直到现在，去到一些来自农村的朋友家中，当他们端出遵义鸡蛋糕，哪怕主人极力夸赞它的绝伦美味、宣传它的营养价值，我也会尽量婉拒掉。
　　别看农村孩子除了吃，对别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但这种原始本能一般都延续不到初中。记得我在巴坳乡上初中时，有一次买了两块钱芝麻花生饴糖分发给同学，其中好几个人都睁大了眼，不解地说：“这个粑粑你都要拿钱买啊！”是了，他们现在已是“大人”，早已不再贪恋口福，能够节省下一分钱，就是给家里多创收了一分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吵着买“粑粑”过来的，只是这种兴趣来得猛烈也去得突然，容许他们撒娇的时光像一场转瞬即逝的春梦。在这点上，乡下少年跟城里少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分野，更多来自于城乡差距惊人的经济收入与物质条件。然而，基于那个年代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基于巴坳中学这类爹不疼娘不爱的野鸡学校，也基于他们不忍指斥的学习能力，无论我一生经历过多少同学，最终他们大多都重叠成一个田忠辉了。
　　当然其中也会有不认命的。同样是在巴坳中学上学时，有一个来自于稿坪村叫杆子的同学，从小就对什么事情都在行。稿坪是由上中下三个同名的寨子组合而成的水村，因而杆子对于渔事十分老练。在跟我同学的时候，每逢集日来临，他就独自撑着小船赶二十里水路到县城去卖鱼，到傍晚回来时，船上已多了油盐酱醋、烧过的猪后腿、亮晶晶的响水米，碧油油的绿军装和新解放鞋。杆子是个聪明人，他不满足于日晒雨淋地蹲点零售，几趟集赶下来，他就发现了见效更快的销售渠道，开始跟城里的餐馆饭店联系，建立起供求关系。开学前他进城赶集更勤了，经常起早贪黑地打渔，到了报名时，就能非常大气地抖出一大摞崭新的人民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