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木
　　我很钦佩金迪先生对诗歌这种文化产物的精神投向，在这样一个诗歌的冷时代，又有几人能懂“一脉之颤，十方震动”的文化效应，甚至“为仁由己”的大道时代不复存在，过分追求个体人格与价值导向，强调人生的成功率，就必然忽视了“集体人格”的文化构向，这实为这个时代的悲哀。余秋雨先生曾给“文化”一个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这里强调了两个非常重要但往往被我们忽视的内涵，“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也指出文化活动的主要方法“积累和引导”，文化研究的最高等级和境界是“创建集体人格”。我们从“金迪诗歌奖”的创立，到今天看到的鸿篇巨制《东方谣》的“体量逻辑”中，似乎看到了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文化归向；也似乎看到一位充满天性的自然生存追求的生命个体，以个体的生活方式完成着集体人格和价值的构建；也似乎看到一个生命个体以真诚的歌声在努力唤醒着这个时代集体生存生命力的低沉和坚定。“以为岩石就一定是站立的？就是坚硬坚持的？/以为水滴就是分散的？就是柔软柔弱的？/一滴水精致地落在岩石上，时光在中央。”（《东方谣》之二十二章）。像这种“反向逻辑”中积累和引导的生命体验，使我们明白了：坚硬的东西未必不失败，柔软的东西未必不成功的道理。事实上在《东方谣》里如此的精神提炼和精华占量很大，应是我们细心品读研究的精神财富。
　　房子大了却没有精神居所，这也许是这个时代以政治经济为“核心价值”，排斥文化价值的处境所在。《东方谣》寻求着一所“精神居所”，诗中更多的排解、安顿、勉励、升华、自哄、悲喜等，正是这所“精神居所”的要义。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信仰，信仰就是上帝（《东方谣》二十三章）。上帝（神）是宗教信徒至高无上的信仰，是永恒的存在，创造和治理世界。唯心论者认为上帝是宇宙的支撑和创造者，是宇宙的本身，具有超然性和内在力。正是上帝具有人们想象的神性和慧根，才给人们以安定灵魂的力量，得以维系人类世界的世俗秩序，带给人们精神的宁静和安慰。但上帝又是无形的，是形而上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习惯，似乎活着祈求上帝的恩惠，死亡上升至上帝的身边，一切生命的全程都贯穿在上帝的依托之中。《东方谣》在惯于宏达抒情的同时，常常三言两语地插入一些人生故事，包括佛教或者宗教里的一些传说或民间故事，无意中创造了一种“诗人宗教”的氛围，及时地传达着诗人的情感或思想，同时又使诗歌显得充实而富有活力。关于对生命的思考，对死亡的思考，对生命轮回的思考，对生命意义价值的思考，这是贯穿在《东方谣》里的主流思想，也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没有作为诗人的那种虔诚精神，你是无法真正体悟生命精神里的那种独立、天谴、存在、超越和圆融的境界的。我们看到诗人叙事的深邃宁静，心灵的外化流露，通过他先知先觉式的想象将生命常态、世界万物联为一体，通过具体的事物和生命场景，践行或成就着诗人大爱的永恒人格。
　　诗人把上帝比作信仰，这是符合人们的世俗思维习惯的。信仰是人类对自身之外的物质或者精神的信任和依赖，是人类寻求精神救赎的一种策略，也是人类否定自我，寻求依赖，获得拯救的心理现象。《东方谣》（23章）里借以宗教和神话传说的故事，显然不是在宣言迷信和神秘主义的色彩，相反诗人所要表达的正如“草叶诗人”惠特曼所说：“所有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时代，真正的诗人、奠基人、宗教、文学的种种努力，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将来也是如此——那就是将人们从他们顽固的迷失和病态的抽象中，带回无价的平等、神圣、原初的具体中。”——这使我再次回想起我的《病孩》的创作，三十年的变革，我们获得了许多（比如金钱财富等），但也失去了许多（比如信仰追求等），失去了那些无价的平等、神圣、原初的生存常态和精神财富后，必然显示出一种民族的集体病态来，而这种病态，却无可避讳的显现在人性存在的各个方面而那样淋漓尽致——我想：《东方谣》重呼上帝和信仰，自然有诗人精神动机和用意。这在阅读这样一部宏伟之作时，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欧洲社会学家们认为：“过了转折点的现代”就开始了“后期现代”，或称“自反性现代”。在前期近代社会里，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改变社会的思想，但在“后期现代”里，那种“大叙事”的革命形式越来越淡化了，相反“改变自我”的小叙事（自我启发）的追求越加强烈。以“我”为中心，以实现“成为更加能够挣钱的人”为人生目标，“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的人生价值观突显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现代病理”——追求个人成功、追求金钱、追求权势、追求上层优势工种、追求奢华安逸的生活、不愿从事实物性创造劳动（往往比较辛苦），追求优等教育及其倡导下的“食肉者”理念等。中华民族的这种“自反性后期现代”的开始比较欧美晚得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也许是这种“自反形态”的形成过程，原有传统价值观的共同体被解体，宗教、阶级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被掏空，社会在“液体化”的流动中，从物理性病理逐渐向心理性病理加剧转变，“精神创伤”和“成年小孩”的民众弱性和病因还得不到社会精英的认识，所以，“这个时代病了——”（长诗《病孩》的题记）。应该说，诗人是一个时代的体温计，他最先感知一个时代的精神病理，也最先以大悲悯的情怀宣言出来。且看金迪先生《东方谣》第二十六章《救赎奄奄一息的仁人志士》这样写道：“恩赐、外表、力量、属性、住所、进程；/分配、区分、战车、宝座、盛宴、饮酒、宿醉。/这些身影散发不同誓言，/而奄奄一息的仁人志士，至今不见任何誓言。”这些“仁人志士”在具有一定财富和权势之后，他们反过来又陷入自己为自己创造下的“自反性陷阱”，“按照自己意愿生存”的心理处境又是多么的不安和茫然。
　　诗歌不便于叙述社会的宏大场面和历史场景，但它可以以特殊的情感指针，插入一个庞大的社会肌体里，感知世间冷暖，指向生死病理，在这个意义上，《东方谣》是诗向苍生和生命的。我们在这部长诗中，也许在前部分更多的感知诗人对生命的美好和热爱的表达，可以预见在后半部分将更倾重于对生命存在的沉重思考。这使我想起最近我的长诗《生死欲》的创作，在某中意念上有同功之趋。我是沿着生命之旅，以欲望，梦幻，爱神，死神为坐标，试图展开“后期现代”的社会背景下，个体“自反性病因”的形成和巨变，造成一个民族强大的“肿瘤硬块”，“那么多梦的夜晚是他可以藏身的又深又暗的水潭”（博尔赫斯《秘密的奇迹》），而在这样“又深又暗的水潭”里藏身，我们又能藏有多久，又能否藏得下去？诗歌有一种社会责任时，就感到一种博爱和大痛，这是我读《东方谣》的一种切身感通。正如诗中写到：
　　太阳当然照耀着任何人----
　　任何人都需要在阳光下劳作；
　　月亮不一定滋润任何人----
　　有些人寒冷地睡了，有些人在寻欢作乐。
　　当我们面对于一部诗歌文本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一位诗人的人生观和哲学观的流露。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诗人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审美自立，需要有一种自然环境的诱发，或者说有一种天人之间的互动。而个体审美的自立往往局限于诗人个体的世界观和哲学观的影响，尽管我们以任何形式的科学看待诗学，都是不恰当的，比如用史学的眼光看待诗歌，一定是断章取义的；用逻辑学的眼光看待诗歌，一定是混乱无序的；用自然学的眼光看待诗歌，一定是扭曲的事实与根据等等。只有以诗学的眼光看，她才是想象羽翼下的美体感觉，意境氤氲的大气，无形强烈了我们的呼吸；她只做自然人文的思考，不做哲学逻辑的推理，更不受语法逻辑的排序。但优秀的诗人注定是具有独立审美和哲学思考能力的人，金迪在《东方谣》第十六章里，在庞大的宇宙空间里，诗人已紧缩成为一个“阿莱夫”小圆点，借着他不足三两厘米的直径，却折射出整个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依存对等关系，那种对天与地、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低、强与弱、明与暗、爱与恨等等的对应关系的思考，经纬交织地折射出人性的百味感触，聚焦和发散兼具。诗人的敏感性，使大千世界的生命图景映照在他心灵的镜片上；而诗人的坚强性，却维持着他心灵的独立运行，朝向大宇宙境界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