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初到瑞安，便听说这里的人喜欢在你名字前加一个“阿”字，表示亲热。我也不曾在意。那一天，我正在洗菜，卖水果的阿婆站在门口闲谈。“阿飞，你冷不冷？”“阿飞？”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四处望望，也不见有什么“流氓”“阿飞”之类。“阿婆，你和谁说话呀？”我问。“和你呀！阿飞，这水凉吧，你看你手都冻红了。”阿飞？我是阿飞？可能我还是流氓呢！我气不打一处来，可一看她颤微微的样子，我只好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阿婆，不要这样叫，怪难听的。”“难听？”她睁大一双凹陷的老眼：“你不是叫云飞吗？我叫你阿飞表示对你好呀！”我的天，我就奇怪她从哪里给我弄出一个古怪的名字，原来这还是“有根有据”的！可是，这“阿飞”二字我怎么听着就是不顺耳，总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流氓、阿飞”。能不能改变一下，稍微好听一点呢？“阿婆，你不要叫我‘阿飞’了，你叫我‘阿云’好啦！”我有些可怜巴巴地央告。谁知她根本不听，一边说着：“阿飞，快洗菜吧，冻死啦！”一边笑着走去。唉，让我一个人木愣愣地在那儿想了半天。
　　后来，卖水果的阿婆，一见我就热情地招呼我“阿飞”，弄得我笑也不是，恼也不是。看来，还是我这个名字错了，改天应该取一个温柔动听的名字才是！
　　至于别人称呼我“老师母”，我简直是火冒三丈。在我的眼里，“老师”“老师母”是对自己传授学业的人及其妻子的称呼啊，在这温州竟然泛滥成对每一个人的称呼了，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想要发笑。况且，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什么“老师”，我怎么会成为“老师母”呢？记得一次一个年轻的男子问我讨开水，“老师母、老师母”地叫个不听，我实在憋不住，故意恶声恶气地说：“你到底要不要开水？再叫‘老师母’给我滚一边去。”那个男子不知所措，吓得慌里慌张地跑了。我呢，站在那里笑出了眼泪，气出了病。
　　（二）
　　到瑞安不久，我就发现这里的人基本上不会说普通话，有的人甚至听不懂普通话。我的老板娘据说是初中生，会说一点普通话，只是发音不太准。那晚她问我：“围巾放了没有？”“什么围巾放了没有？”我莫名其妙，看了看店里唯一的顾客——两个吃点心的客人。那个残疾的老者坐在门口的三轮车上抖抖缩缩，莫非是让我送围巾给他？我的脸不由得发烧。那条围巾式样陈旧，第一次戴上时，老板娘劝我不要戴了，太难看。我硬着头皮戴了几天，前几天解下来洗了晾在窗外，谁知不知被谁拿走了，还是被风吹掉了。“丢了。”我有些不好意思。“放了？”老板娘看着我，脸上带着笑：“他们说不好吃。”“什么？不好吃？”我这才猛然醒悟，她说的是味精，而不是围巾。“哦，放了，放啦，我还以为……”我忍不住笑了，老板娘也抿嘴乐。显然，我们的内容不相同。
　　记得在温州时，有一天师姐有事外出，说家里没有煤球了，让我听到叫卖声赶紧去买一点。我爽快地答应了，一边看书学习，一边侧耳倾听。可是，一上午我就没有听见吆喝煤球的，倒是有不少大米。中午师姐回来一问我，不禁笑了：“你是不是听错了，人家也许就是卖煤球呢，你听成了大米。在这里吆喝得差不多。”我十分惭愧，下午一听见吆喝我赶紧跑出去，也不仔细看看就问：“一个多少钱？”“六毛钱一斤。”那个人奇怪地看看我。我也奇怪了：“不是一个一个卖吗？太贵了吧！”“太贵？”那人不屑地说：“我这煤（米）很好，不信你瞧。”说着，他从那只黑乎乎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大米。“要不要？”他殷勤地说：“可以便宜一点。”“再便宜也不要。”我哭笑不得，怏怏不乐地往回走。结果，这煤球还是师姐亲自出马才得以成功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