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天还没亮，我听到小芹在门外唤我。声音很细。阿蓬睡意朦胧地说：“小妹让你随她去赶海。去吧，我今天和妈收拾下屋。”说完又睡了。
　　我急忙带上几样画件和一个马扎随小芹上路了。她挎了一个篓子，要帮我提马扎，我说，“不用，你带路。”她脚步轻快，不时回头傻笑。样子挺可爱。
　　我们的村子在南半球赤道附近，这儿离海不太远。实际上我一醒来就听到了涛声。我们快步走到海边，天还没亮，沙滩是白的，海和天都是黑的，头上有星光可辨出天空。海滩时而现出白色的浪花，潮水正在奔来。
　　人群越聚越多，大半是孩子和妇女。没有吵杂，只有她们光腿溅水的声音。远处隐约现出一条灰蒙的线，在你不知不觉中天亮了起来，由鱼白转为橙红，潮水也一波一波退下去。
　　我感觉到这儿比起地中海和我国东海来，由于热带空气和海水的温度高，加之季风和洋流的作用，天上的云霞和海面的波涛变化得异常迅速，像一个脾气火爆的女子飞快地摆动她的裙衫。这时人群自然地散开来，小芹快速向退潮的海滩奔过去，没在人潮中。在壮丽的天幕下，在大海的波涛上，她们弓腰劳作的群体的背影在云霞的逆光中涌动，显得很原始。
　　这一幕造物的神圣的画面，触发了我的灵感，我迅速地用彩色的笔简约地记录了它的造型和色彩。勾画着这些个体和群体，千姿百态，在涛声的呼唤中疾速地奔忙、扭转……
　　
　　不一会，大海和它的浪涛远去了，人们也纷纷走了回来，我听不懂嘈杂的声音，小姑娘回到我身边，送过她的篓子给我看，憨笑。我见里面有一些蚌和蟹还有扭动的小鱼。突然我发现她的一只脚在流血，我掏出手帕要给她包扎，她只摸摸我的手，笑着闪开了。
　　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侧重于小芹和那些孩子的素描，画她们的肮脏的蓬发，纯朴憨厚的表情和破烂的衣衫。心里在想着赤道线上，蛮荒而贫困的渔村,乡民为生存而拼搏的艰辛，还有赶海的壮美。
　　就这样，一连几个早晨去赶海，回来我整理画稿，加工编号。阿蓬忙着修理小船和捕鱼的工具。
　　在庭院的棚子下，我给大婶画像，她总是忙看手上的活，编织、结网，我请她抬起脸，她郁郁地望着我，神情呆滞，常年劳作的手，脸上的绉纹，鬓边的风霜，都引起晚辈的敬怜。我又想起我的母亲，但在我的印象中她是年轻的，我在国外十年，没见她是怎样老去的，我回来时，只有墙上的照片，她微笑着注视我，还是我走时的样子。难道这就是永恒吗！
　　我问阿蓬，大婶为什么那么忧郁？
　　“姐走后，她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有许多年了……”他闷闷地说。一面给小船涂漆。
　　“你姐？”
　　“是的，没跟你说过，她比我大四岁，叫菊，爱唱歌，跟一个英国人跑了。”
　　“唔”
　　“那年她十五岁，鬼子比她大二十岁。你坐远一点，这漆有味。一直没音信，十多年了。妈一想起她就忧愁，爸劝解说，菊是有个性的孩子，凡事有自己的主意，不会随波逐流。”
　　我无语。
　　
　　“我想带小妹儿去万隆，让她念书，爸不让，怕妈孤独，得病。她十三岁了，一个大字不识，今年就有邻人介绍她出嫁……做渔婆子。”
　　“你进了城开阔了眼界。孩子是得念书,将来无论她干什么，总要有点文化。”我附和说。
　　“看我们的人民生活多苦啊，祖祖辈辈在泥里打滚。”
　　阿蓬的话，唤起了我对国内苗岭人家的回忆：
　　“哪都是一样，这世界。”
　　“所以我想参加义军，赶走荷兰人……”
　　我给小芹画像，这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勤劳、善良、纯朴而谦卑。为了反映她的内心世界，调动她的表情我便和她聊起来。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哥，我已经长大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沉静，没有一丝顽皮。的确，在当地十三岁结婚的女孩多得是。
　　“那么你想做什么呢？”
　　她不回答，端正地望着我，沉默了一会，反问：
　　“哥，你找到嫂子以后，在哪安家？”
　　“看她和我的工作，听老人和她的意见，我要和父亲在一起，他年龄大了。”
　　“那，家里得有个……使女了？”使女这个词是上层人用的，她说时尽量让自己显得有点文化。
　　我专心注意她谦卑的表情，没有表示。
　　“我想跟哥服侍老人，如果嫂子愿意。以后她也会生孩子的，要有人侍候。是不是？”她身子正了正，做出懂事的样子。
　　“你还小，跟蓬哥去念书吧。”我说这话很平静。
　　好长时间的沉默，也许她心里痛苦，不过，这也帮我捕捉她的情感。
　　“是啊，我没文化。”她竟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