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就是界限不清，生活当中界限不清的事老多了，永远不可能事事清晰。如：让你到西瓜地挑一颗“最好”或“ 最甜”的瓜，你只能“模糊”，如果 “不模糊”，你根本就挑不出来。什么是最好或最甜？即使把抽象的“好”或“甜”给你量化、数字化，你也没办法挑，因为你无法也没必要将满园西瓜逐一进行比对。所以说，生活中的模糊免不了。
　　　但人类文明就是一个逐步走向清晰的过程。普遍状态下，水，零度经下固化，零度到百度之间液化，百度以上气化，这样对水的认识就科学化。泾渭分明，就难以混淆视听、混水摸鱼。宇宙的某些规律摸清了，月宫、神舟上天了。错之一毫，谬之千里。一点不能含混。
　　　比如：“一部分人”，究竟多少人是一部分人？三人，五人？300人，500人？假如总数是500人，那４９９人还不是全部呀；如果是13亿，1%就是1300万。所以说，“一部分人”是个模糊的概念。
　　　再如：“绝大多数”，既然是大多数，那就该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吧，但究竟是占70%，还是90%？也是个模糊。
　　　面对许多界限不分明的模糊问题，美国有一控制论专家——扎德教授，于1965年创立“模糊数学”，之后这一学科迅速发展，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语言学、管理科学、医疗诊断、哲学研究等领域中，都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模糊数学理论应用于领导决策，形成模糊决策技术。
　　　笔者年老，没学过“模糊数学”，也没有决策过什么，但顾名思义，既然把“模糊”数学化，并应用于决策，那一定是让“模糊决策”更贴近自然、更贴近真实、更贴近准确，最大限度接近清晰明了。
　　　可现实生活中，我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常常把本来的清晰搞模糊，本来就模糊的更模糊，为什么呢？
　　　比如：有个词叫“原则上”，一个小小单位只有300人，一人一套住房也就是300套，多清晰。可分配方案偏来个“原则上一人一套”。人为地模糊了，有了“原则”里、外之分。
　　　再如：有些政府、房地产老板竟然说“许多人贪便宜，只买‘小产权’房”，又一个大模糊，模糊了“贪便宜”的实质。谁不知道“大产权”房安全，谁也知道住别墅风光，可钱呢？想起个笑话：有人报告老佛爷，说中原水灾，百姓无粮可吃。老佛爷大怒：没粮吃肉嘛，屁大个事也报告。
　　　又如：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清晰。那人均呢？是日本的多少？世界排名老几？又模糊了。总量与人均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只让看清一面，另一面模糊了。
　　　一些官员很会毫不含糊地“模糊”，在他们的诸多报告、讲话及各类文件、材料当中随处可见“或者、也许、可能是”、 “大概、基本、差不多”。还有极少数、大多数、原则上、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有关方面等字眼。
　　　模糊的背后往往掩盖着什么，让人看不清，措不着，稀里糊涂。还有 “文革”中流行过的“最最最”，最已经最了，多少个最才最最？把流畅数千年的母语也模糊了。
　　　国策“一夫一妻”，三妻四妾者却大有人在，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就拥有情妇146个，另有张二江、许迈水等等官员，明的暗的、大有小的，老婆多去了。其间不是没人发现，是被模糊了，没人告发，告发也没用。
　　　国策“一家一孩”，但生出一串葫芦娃者也多去了，草民所居小区，大多是小老板，两孩是少的。至于明星呀，官员呀，富豪呀，常常是打一枪生个娃换个人；再打一枪，再生个娃再换个人。既遵守原则性，两人生一个；还有灵活性，换拖鞋一样换情人，快活的很。
　　　国策不认双重国籍，但双重国籍者有的是，他们是谁?模糊!
　　　罪犯判刑，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国外有判数百年的，为啥我们就有个“无期”，无期是多长时间？模糊之下变有期？
　　　失业就是失业，为啥出新词叫“下岗”？
　　　强拆就是强拆，为啥叫“保护性强拆”？如果这个词成立，会不会衍生出“解脱性杀人”、“助人性贬婴”、“礼节性受贿”、“下意识贪污”？
　　　强奸就是强奸，为啥叫嫖宿幼女?不是说“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就构成强奸”？
　　　公款出国游玩，为啥叫出国考察？计生委到非计生的国家考察，考察什么？可撰写过考察报告？
模糊真奇妙，在某些人眼里是个好东西！ (201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