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是我至今难予忘却的日子。那一天，我16岁。
　　清晨，我起得很早，大约刚五点吧。尽管时间还早，但火红的太阳已从东房窗户的玻璃框中，照射了进来。简单的洗漱后，检查了一遍前一天晚上已收拾好的行李，来到前堂，母亲已熬好了稀米粥。母亲说：快吃吧，一百多里的路，够你走一天呢。我看见母亲说这话时，眼角已悄悄地盈溢着泪珠。
　　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们中断了学业，由学校分配支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藏（西藏）、上山下乡。支边、支藏的同学先期离开了生育养育了我们十六、七个春夏秋冬的故乡。剩下的我们被分别分散安置在边远山区的农业生产队。从县城去山区没有公路，只能靠双脚步行。在生命成长短暂的十六个年头中，从没离开过县城、离开过父母、离开过家。现在要独自徒步一百多里，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心中说不出是高兴或是惆怅，也难怪母亲的眼角会含满泪花。
　　顶着三伏酷署的日子，一路汗流浃背，背上的铺盖卷及简单的行李更加剧了灼热的烫伤、脚下的青石板小道，遗留下一串串失落的汗珠，瞬间便被骄阳炙烤挥散，空余般般印痕，仿佛预示着前程的艰辛。正午的阳光，散发出强烈的紫外线，增添了饥肠的咕噜之声。亏了母亲强塞进垮包里的冷面馒头，就着渠河清澈的江水，慰足了肚囊，甩开“年少不识愁滋味”的大步，昂首挺胸在山峦起伏，凹凸坎坷的乡间小道。随着太阳西沉的余辉，终于来到了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华莹山下的一片丘陵沟壑。
　　在公社的大院里，找到了分管知青工作的陈书记，递上户口迁移证及学校（加盖有县知青办的大红印章）下乡派遣证明。陈书记面对我等类似的“小鬼”早已见怪不惊。随手写了张便条，说：“去二大队八队吧。出公社大院往南直到河边就是了。赶快去吧，天黑前，还能赶到。”
　　从公社大院出来，太阳已滑落进了山脊的背后，西边天际被如火的红晕笼罩着生涩的疲惫，象似在催促孤旅的人儿匆忙的步履。我情不止禁地加快了脚步，向着那望不到头的小径急赶。
　　天刚挨黑，进了村子。问到队长家，从木屋瓦房里出来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因为身材矮小，硕大的头颅象是趸放在双肩之上，一张近似木雕的面孔分不出生活的纹理。猜想他便是队长，忙说明了情况。队长眯起与那张宽大的脸庞极不协调的细眼，对我审视了半天，才问道：“十几岁了？”“今天刚好十六。”队长便自言自语般喃喃道：“造什么孽哟，这么小的娃娃，弄来咋个办哦！”我忙说：“学校统一下户口，不想来也不行呢。”沉思一片刻后，队长说：“知青房已住满了。先在我这里吃夜饭吧，今晚就住这里。明天再说。”
　　队长家的晚饭很简单，包谷面粥裹青菜，加上一碟酸咸菜。也许走了一天确实饿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喝了一大海碗。
　　晚饭后，队长扯过一张竹凉椅，递我说：“屋里太热，就在院里躺着吧。”我接过竹凉椅，到木屋外的院坝，此时天色已黑尽，借着隐隐约约的月光，看见院坝里布满了竹凉椅和竹凉床板，村民们都在院坝歇息。
　　这一夜，因酷热根本不能入睡，只好孑然座在凉椅上，周围成群的蚊子“嗡嗡”作响，一如当年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鬼子狂轰烂炸的飞机，残酷无情地向手无寸铁的我猛然攻击，无伦我蹦起来跳向何处，“鬼子的攻击”总是弹无虚发。一夜的傻坐乱蹦，搅得六神去掉了五魂。仰望着启明星闪闪烁烁，但前一天徒步百余里路程的疲倦，加之一宿的熬煎，下乡第一个夜晚终于在忍不住眼框的泛意中，昏昏沉沉渐渐进入了梦境。
　　（二）
　　知青房建在渠河边的一处高坡顶上。背山面江，一排四间。虽说是知青房，其实也十分简陋。房屋下面是三条青石垒成，青石上再架筑起以竹篾编织而成的隔离墙，然后在竹篾上抹上泥浆，泥浆干燥后便成了墙壁。每间知青房大约有十平方米，一道泥浆墙将屋子一分为二，靠里间算是卧室，外间则是厨房。房间里的前后各有一扇窗户，所谓“窗户”则是卧室外墙上留有一约0.3平米的空洞（前面则是约0.5平米），空洞上插上了几根木棍而己。两扇“扇户”除了通气功能，总的来说是弊大于利。最大弊端在于知青房本建在一处山坡之巅，每至三九严冬，狂风肆虐，直从窗户扑击而来，凭添了无限的寒意。尽管如此，有此简陋的知青屋，比起许多寄居于村民家中的知哥知姐们巳经好上不知多少倍了。此时的知青屋，早已住满了四位知哥知姐。“知龄”最长的刘玉萍，是68年下去的老知姐；接着便是70年入住知青房的陈刚和杜梅；杨小兵72年落户；“知龄”最短便是我了：刚两天。
　　队长去与陈刚和杨小兵商量，希望我能与他们其中一人同住。杨小兵说：“我最近身体不适，打算过两天回城去调养段时间。既然小兄弟来了，就暂时住我房里吧，我今天就回城去。”
　　我便暂住在了杨小兵房里。这一住就是几年。因为杨小兵在家“养病”期间，利用其父母关系，很快便被招工回城，就再也没有回过队里。
　　日子久了才知道，我们生产队每十分工分值（每天全劳动力全勤为十分）价值人民币四分钱。因我初干农活，加之人小（瘦骨伶叮的完全还是个“小鬼”），被评每个劳动日值八个工分值，其中还渗加了照顾“知青娃”的感情成份。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劳动价值是三分二厘人民币。为了这三分二厘，早上七点出早工，刨除包谷（玉米）地里的杂草，九点收工回家做早饭，饭还没煮好，十点又开始出上午工了，只好饿着肚子挑大粪，一担50公斤从山脚挑上山腰的积粪池，每人两担。还好山不算太高，小路远约二公里，如是全劳力青壮年人一上午挑两个来回轻松有余，就苦了我这“小鬼”，大粪臭气薰天的异味，不用说了；挑一趟已累死累活，到了山腰，农民兄弟早已收工回家了。下午四点继续开工，去稻田扯杂草，这个活比挑粪轻松多了。就是脚下被田里的杂石烂瓦割得四分五裂、皮绽肉开，真可谓人见尤怜。
　　下午收工后，我便忙着生火煮饭。刚从坡上砍下的柴火是湿的，弄得满屋茫烟，灶膛里却不见着火。
　　杜梅在隔壁也被我弄的烟雾薰得直呛，赶忙跑过来问我：会不会生火呢？不会就别弄了，过来大家一起吃吧。
　　至此，我才知道，陈刚也不会煮饭，平常都是由刘玉萍和杜梅做饭，大家都在一起吃的。老实说，以前在家里因有母亲罩着，就没做过饭。正愁这自己开伙的日子，不知怎样对付。大家一起吃，就减省了不少的麻烦。慢慢地感觉到知青屋就象一个临时大家庭，刘玉萍、杜梅除了做饭，还常常“顺带”给我和陈刚洗些衣服、被盖之类。当然了，打柴、挑水之类的体力活也理所当然地由我和陈刚承担。
　　那时，国家对每个知青们下乡的第一年实行每月补贴六元人民币，十五公斤的定量口粮票，三两肉食供应票。我去的时候他们三人都没有了供应粮，只能靠队里的分配过日子。至加入“大家庭”后，我的供应粮也就成了“集体”口粮。
　　一天天刚麻麻亮，队长忽然光临寒舍，诚惶诚恐地讨要我那三两肉食供应票。因为队长母亲七十九大寿了，疾病缠身卧床多年，眼见过不了几天了，老人半夜睡不着突然想吃点肉食，以满足人生最后宿愿。而村民们是没有肉食供应票的，除春节期间大胆者偷偷地私宰生猪，一饱口福外，平时基本上看不见肉食。出于同情还夹有点怜悯，我慷慨地捐出了肉食供应票，还附带捐赠了当时身上仅有的两元人民币。对于我的慷慨，在我始料未及之下，队长“卟嗵”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老眼泪溢、连声谢谢。面对近六十岁老人在我一个毛头孩子面前下跪，不禁心中一阵酸痛，说不出的滋味涌堵在喉咽之处，我急忙连抓带拽拉起队长，目送他跚跚而去，不由双眼逐渐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