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是社交和商务不可缺少的一种介质，单位里或者家庭里来了客人不管客人抽不抽烟主人都要习惯性的敬烟、上茶，这也是常规性的待客之道，也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礼仪。
　　关于烟的由来和抽烟的历史说起来话长。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是没有抽烟的习惯的，早在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就发现了印第安人抽烟的例证了，看来人类抽烟大约有五百年的历史了。我国古代人是不抽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自鸦片战以来我国人才开始抽烟的，其实这是个误区，据史料记载大约在明万历年间我们的先人开始抽烟，距今也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了，到了明朝崇祯年间抽烟盛行，到了清朝烟民的数量直线上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习惯。
　　关于烟的名字和品种
　　最初的烟是未经炮制的生烟叶经过晾晒、研磨后直接抽吸，人们俗称“旱烟”，这种烟叶的危害性比较大，我们不说烟的本身带来的危害，单说烟叶在生长的过程中落满的灰尘，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资就令人悚然，随着生产技术的日益发达，便有了烟卷儿，抽起来更方便，更绅士一些，中国第一个成品烟卷记得是“泰山”牌香烟，后来出现了“哈德门”“大前门”“向阳”“白莲”“金鹿”等等。
　　卷烟产品的牌号可谓无所不有，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牌号，仅中国产的卷烟有两千多个牌号，可以看出，几千种卷烟名称，就带来上千种意境情场。中国的卷烟牌子虽多，但大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有不少卷烟厂的香烟牌子是合二为一，即厂名同香烟牌子是一样的，如上海卷烟厂生产的“上海”牌香烟，类似这样的有“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石家庄”、等等，这样命名一举两得，既突出了产品，又宣传了生产厂家的声誉，使人一目了然，过目不忘。
　　也有一些香烟牌的名子颇为讨巧，因为它们与其他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商品名称完全相同，比如中国名酒中有“茅台”、“西凤”，香烟中也有“茅台”、“西凤”，应了民间那句俗语“烟酒不分家”；国产电视中“牡丹”、“西湖”等牌子大名鼎鼎，烟民们在吸着香烟的同时，能够观赏同牌号电视的精彩节目，也算别有一番情调；公路上有“红旗”、“金杯”、“奔驰”等名车，商店里有同名同姓的香烟在出售；“红高粱”、“芙蓉镇”、等影视剧名人人皆知，在烟标园地中也有它独有的芳名。
　　还有一些反映我国历史风风雨雨的香烟牌子，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不久，郑州卷烟厂的“解放”牌香烟即问世，上海卷烟厂也将几十年的老牌子“老刀”牌改为“劳动”牌，象征着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大建设“、“大生产”、“大丰收”等牌子的香烟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抗美援朝时，各地卷烟厂不仅纷纷在烟标上加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口号或标语，而且相继推出了“抗美”、“和平”、“握手”等牌号香烟不仅为香烟的名字做出宣传还突出了人那种期望和平和祖国强大的强烈愿望。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香烟牌子上也得到了反映，如“红灯”、“红缨”、“红烂漫”，许多烟标上还加印了毛主席语录这种起名方法也彰显了人们“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而今面临改革开放盛世，人们心向致富，一些具有现代生活时代感的香烟牌子纷纷出台，像“万年富”、“万家富”、“富强”、“大老板”、“金百万”等等，这些卷烟的名字凸显了改革开后人们渴望国富民强的强烈愿望。
　　香港回归祖国是上世纪末的大事，淮阴、张家口、蒙城三家烟厂先后推出了“1997”、“香港归”三个牌号的香烟，纪念香港将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香烟牌子还能体现出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而且应有尽有，像风景名胜、飞禽走兽、花木虫鱼、山川河流、地名集成、历史采珍、历史人物等等，无不具有唤起某种心理感受的作用。
　　提到“大前门”还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呢。
　　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送礼已成为人们办事交往的必然手段，这个时候正赶上我县某一个国企单位招工，一个比我年长二十岁的同事，儿子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也想乘此机会让儿子到国企上班，可是因为儿子长相“武大郎”，怕面试不过关，便去县里人事部门找他的一个老同学，他认为这点事情还能不给办呀，结果他空手而去又空“手”而回，郁闷了好长时间，经众人点拨，他豁然开朗，于是带上一条“大前门”再次去求老同学，结果这次是满“载”而归，当他带着喜悦见到我们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感叹：“哎！老熟人不跟大前门！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一定讽刺，但不难看出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份，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传至各大网站，人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和手上带的表。人们在进行一番人肉搜索后发现，周久耕所抽的烟正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壹仟伍佰元。至于名烟是谁送的我们不去追究，但不久后周久耕被彻查，不仅丢了官还丢了人。
　　关于人们为什么抽烟目前还是一个谜，但名人与烟确有不解之缘。
　　马可吐温是美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文学家，“我抽烟抽的很厉害，”马克吐温在一八九一年年的时候写到，“可以说，几乎一直都在抽烟。”这么说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他买了成桶的雪茄，成箱的烟斗。他说他的写作灵感来自于他的天赋，经历，他的愤怒，还有烟丝。
　　众所周知，毛泽东嗜烟如命，他与斯大林、邓小平、丘吉尔，得到了“天下四大瘾君子”的雅号，与此同时，他们四人却又都是有名的寿星。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殚精竭虑，思索中国革命问题，常常烟不离手，他的烟瘾大得惊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由于烟草供应紧张，毛泽东就逮着什么吸什么。有时香烟彻底断货，毛泽东就吸烟味很呛的旱烟，或干脆用纸卷成喇叭筒，里面放上烟丝，虽然很难吸，但毛泽东从不计较，依然烟不离手。
　　但有一次，毛泽东控制住了烟瘾。那是一九四五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毛泽东始终未抽一支烟。当时，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据说每天要抽五十支香烟。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毅力不可小视啊！”
　　邓小平与烟的故事有很多。他会见外宾时，常常以吸烟作为“话引子”，其特有的幽默，顿时营造出一种令人身心愉悦的谈判气氛。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便多了起来。美方派出一些重要官员来华访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只要有空，就会见他们，阐述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想法。抽烟往往依然作为谈话的开篇。
　　一九七四年夏天，美国议员杰克逊来华访问。邓小平一见面，就拿起一盒“熊猫牌”香烟，问这位议员及随行人员吸不吸烟，客人们摇了摇头，于是，他就风趣地说:“怎么，客人们都不吸烟？我看，你们的财政部长恐怕会不高兴！”杰克逊回他这样一句：卫生部主张禁烟，而财政部则鼓励卖烟，结果，总是财政部得胜。邓小平说:这两个部还会一直争论下去，争一百年恐怕也解决不了！
　　马克思因为长年伏案写作、研究，吸烟又快又猛，而且有一半是放在嘴里嚼的。他在流亡巴黎和伦敦时，生活贫困得靠典当度日，但雪茄仍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凡看到马克思的人总是见他嘴里叼着烟斗或雪茄烟。
　　为了早日完成《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夜以继日地工作，吸烟量自然增加。他曾对他的学生、女婿、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保尔•法拉格感叹道：“《资本论》的稿酬甚至还不够偿付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