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当了生产队长，可二伯没文化，更不会算账。而且，一个生产队，除了五叔，找不到第二个能写会算的人。不用说，五叔成了生产队的会计。
　　还别说，这会计虽然不是官，权力却大得很，是生产队的内当家。每天，要给社员们计工分。每月，要统计每家的劳动成果。每年，要计算出全生产队的收入、支出，还要计算出每家每户的透支、盈余。
　　五叔的工作，看起来就是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账。也就是五叔每天都夹在胳肢窝里的东西，走到哪，夹到哪，从不离身。其实，这是一个生产队的生命，是每家每户老少爷们的饭碗。
　　五叔的工作很认真，也很仔细。计工分，一般是在田间地头上，现场办公。还要按规定，解释计分的依据和标准。大部分社员，连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识，五叔会在工分簿上，指给其看，读给其听，不让每个人，更不让每一户人家有疑问。
　　最恼人的，是秋后决算。也就是要计算出全生产队一年的劳动成果，以及每家每户的收支情况。五叔一个人，一支笔，一把算盘，要窝在家里好几天，才能计算出结果。
　　那几天里，二伯虽是队长，却帮不上忙，只能做五叔的助手，当个拿拿递递的伙计。所有的社员们，只能伸伸脖子，踢踢脚，在门口转悠着，在家里干等着。
　　五叔的工作认真、仔细，也为他日后成为大队的领导打下了基础。不过，这是后话了。
　　一个村子，是一家人。当然，这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太祖爷爷的后代子孙。不用说，有支系，有派别，也就有了亲疏远近之分。大家共同顶着一片蓝天，又在一块田地上劳作、生活，看似融洽，实际上也有着很多说不清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亲情上的，有权力上的，还有利益上的。虽然，大家都信仰和遵循着集体主义的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接受和对待上，依旧存在着你争我夺的问题。
　　二伯当队长，五叔是会计。无论是谁，都对这“权力”一边倒的现象，有疑问，有看法。可是，偏偏又是在不得己的状态下，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任谁都说不得，做不得。问题是，人心不死，总有让人猜测、怀疑的空间。于是……
　　连年透支的人家，怀疑这工分是否记少了，年终决算是否算错了。要不然，透支的，为什么总是我家呢？
　　盈余的人家，跟邻家比较，劳力差不多，出工差不多，分配的结果，怎么总是有悬殊呢？
　　队长、会计是兄弟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
　　尤其是会计，他一个人，怎么写，怎么算，谁也看不懂，难道就没有猫腻？
　　起初，只是猜测、怀疑，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人世间的事情，很怪，这个“猜测、怀疑”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点”，如同一粒微小的细菌，不经意间，在慢慢的滋生。滋生，滋生，当寻着了一条缝，捸着了一根线，就能更加有序的漫延，再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会像沉积的岩浆，迅速地迸发出烈火来。
　　有一年的夏秋之际，正是中季稻的收割之时。稻子收割了，这块田会很快下犁，耙耘后，栽插晚稻。但是，在没有下犁之前，这块田是空着的。而且，收割过的稻田，总有一些稻谷子，撤落在泥上、水里，是放鸭、放鹅的最佳场所。
　　七爷爷一房的一位叔叔家的自留地，稻子割完了，可稻把子还没有完全运走。我赶着鸭子路过这里，鸭子们看见黄灿灿的稻子，比丫头小子见着亲娘老子都开心，呼啦一下子，奔着稻子而去了。
　　本来是让鸭子捡食水底下，泥土上零星洒落的稻谷子。现在呢，还管你三七二十一，肆意的争食着。
　　那年，我还不足十岁。即便我是鸭司令，鸭子们也不听我的话了。无论怎么驱赶，它们照吃不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整捆的稻把子，被吃得只剩下如同扫帚苗似的稻草了。
　　赶来捡拾稻把子的婶婶看见了，愤怒得像一头狮子，吼道：“你个王八羔子，竟敢拿我家的稻子喂鸭！”
　　这位婶婶个头高，身体也很壮，是全队出了名的干活好手。此时，她甩掉了手里的扁担、绳子，扑下田去，一手揪起一只鸭子，狠命地甩向它处。可是，她的两只手不停地甩，一次也只能甩出去两三只鸭子。而甩出去的鸭子，立马跑了回来，又钻入了抢食的序列中。就这样，她甩她的，鸭子吃鸭子的，丝毫改变不了鸭子们的幸福时光。真正的应了那句古话：“双手难敌众人哟。”
　　婶婶站起身，看着我。我傻傻的，愣愣的，就如同一根木头。婶婶的脸都气白了，却无可奈何，竟狠狠地在我的脸上抽了一巴掌。然后，一转身，走了。
　　我依旧傻傻的、愣愣的站在原地，看着鸭子们还在稻把子的草里头啄着、抢着，居然忘了脸上……
　　大约半个小时吧，我妈来了，也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手里还拿着一把锄头，一边走一边叫着：“你个混帐东西，敢打我儿子，我不杀了你，是你养的！”
　　“打哪了，我看看！”妈看到我那被打得红肿起来的半张脸，更加生气，一转身，也走了，嘴里不停地的叫着：“混帐东西哪去了，打我儿子，我要你的命！”
　　已是傍晚时分，夕阳将一抹彤红的余晖撒在村头，显得宁静、安祥。我将吃饱了的鸭子们赶回家，关进笼子里，却发现家里没人，便又跑出了家门。
　　谁知道，村子南面的那口大水塘的塘埂上，早已聚积了很多人。一帮是我妈，我的几位伯伯、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嫂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铁锹、锄头等家伙。另一帮，是七爷爷家那一房的叔叔婶婶，以及兄弟姐妹们，手里同样也拿着家伙。
　　两帮人，各站在塘埂的一端，就像狭路相逢的两股敌对的穷徒。谁都不让谁，谁都比谁狠。一个个面红耳赤，怒目圆睁，大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只听我妈叫道：“吃了一个稻把子，多大个事！你敢下狠手打我儿子，不教训你，还知道你姓什么了吗？”
　　“哼，太欺负人了吧，平时我们吃亏都忍了。今个到好，把鸭子放到我家自留地了，吃我家的稻子，也太不把我们这一房放在眼里了吧。怎的，你可看清楚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说话的，是打我的婶婶。说着，还使劲地举了举手里的扁担。她身后的人，为她助威，也都举起了手里的家伙，似乎就要扑上来，横扫一切了。
　　我妈手里的锄头，早已举在半空中，身体前倾着，如同就要离弦的箭。这箭还没射出去，那是因为……
　　“铛，铛，铛。”就在这时，有人敲锣，还一边跑，一边喊着：“他狗日的，抢水了！队长，抢我们队的水了！”
　　敲锣的，是二爷爷家那一房的一个叔叔。他是被队长派去巡察水库放水的，一直在水渠上，好几天都没回来了。现在敲着锣，跑回来报警，一定是出了大事。
　　他跑到我二伯跟前，说了几句话，又拔腿向回跑去。只是，没有再敲锣了。
　　二伯三步并作两步，站到我妈的前头。只见他，将手一挥，其他人便立马静止不动了，就像雕塑似的，等着二伯说话。
　　“走，柳树队抢我们的水了，狗日的，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不晓得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哩。”二伯说着，便最先向我妈这支队伍的反方向走去。
　　所有的人，什么都不说了。虽然，手里还拿着家伙，却都自动地跟着我二伯，浩浩荡荡的“奔水”而去了。我被婶婶打了的事，婶婶家的稻子被我家鸭子吃了的事，似乎已随着一阵风飘散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父亲是兄弟中的老三，据说是爷爷奶奶最看重的儿子。他很小就被惯着，很少让其下田干活，还送到学校读了好几年的书，是我们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巧了，赶上了好时代。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需要人才。刚二十出头的父亲，便顺利的参加了工作，成为国家的人了。
　　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也在十几岁的时候，便离开了故乡，闯荡世界去了。这么一去，就是近半个世纪的隔离，便渐渐地与故乡脱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