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小小的年纪，正是读书求学的大好时光，却离家外出，“蹭饭”去了。
　　我“蹭饭”的第一站，是在故乡的人民公社。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后期，人民公社，以及直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都是清一色的“单身汉”，一人一间屋子，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吃饭，都在一个大食堂里，每个人的房间里都不生火烧炉子。到了吃饭时间，一律提着碗、碟，排队、打饭，没有哪一个人搞特殊。
　　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愣头小子，工作之外，除了睡觉、上茅房，生活的一切需求都在食堂。
　　我所在的人民公社，是刚成立的新单位。公社机关也是新建的，可能是从节约的大局考虑，房屋建筑得很普通，土坯墙，黑瓦顶，两横两厢的形制，中间是个自然的院落。中轴线上，一条红砖铺成的路，连接着前后房屋。也是向北，直达小街，最便捷，最有人气的通道。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民公社。可是，人民公社的食堂却不普通。食堂属于两厢之一，在西侧，四大间，却是红砖垒砌的墙，黑色平瓦盖的顶，规规矩矩的“基建”房。很显眼，也很特别，有鹤立鸡群的效应。
　　当时，我很是不解，食堂为什么要建得好一些呢？几十年之后，我懂了：民以食为天。关乎吃饭的地方，一定要建得牢固一点，别让人的肚子有顾虑。
　　食堂看起来很大，其实很挤，一点也不宽敞。敞开了的是三间，一半支着三口连在一起的大锅，其中有两口锅的直径，至少一百五十公分以上，木制的大锅盖是两个半圆合起来的，像一块大大的铁饼，既笨又沉。
　　这两口锅，几乎天天都在烧着东西，日日夜夜的冒着热气。还有那口小锅，挤在两口大锅之间，比洗脸盆大多了，好像是专门炒菜用的，倒不是随时都在用。
　　小锅与烟囱之间，还安装了一个水吊子。这水吊子的材质跟锅差不多，生铁的，装满了水，利用其它的锅在烧时的余火，便将水吊子里面的水烧开，就不用另烧开水了，可谓一举多得。
　　两张四方桌，占据了食堂另一半的空间。桌子的外围，配置了一圈四块板连在一起的大板凳，挪不动，抬不走，坐在上面，稳当得如同坐在石臼上。
　　还有一间屋子，是食堂的仓库，东西堆得满满的，想进去看看，却拣不着下脚的地儿。
　　没有师傅的食堂，那就不叫食堂。师傅姓刘，可能有五十岁了吧。据说，早些年当过兵，在队伍上就是“炊事员”，退伍以后，回到了家，自然也就是人民公社种地的社员了。或许，人民公社有人认识他；或许，是他有“手艺”。我到人民公社时，刘师傅早已是食堂的大厨了。
　　刘师傅，中等身材，胖胖的，圆脸，寸头，小眼晴，与厨师的身份极其相称。手艺怎么样，不好说。因为，我是从乡下来的放牛娃，打小吃的，是我妈做的农家饭，普通的乡土味。现在，吃上了人民公社食堂刘师傅的饭菜，这本身就是天壤之别。无须品评，刘师傅的饭菜，与我妈做的，不是一个层次。
　　食堂的早餐，是白米粥，每天都是，几乎没有改变过。令人佩服的是，一大锅的粥，怎么能煮得既黏稠，又均匀，还不结底呢。
　　我曾跑到锅灶底下，想看看烧的是什么东西。原来，烧的是烟煤。我很小就会烧饭，也会煮稀饭，烧的是稻草。经常，煮出来的稀饭，要么是一锅汤；要么，煮稠了，锅底结了一层厚厚的黑锅巴，一锅都是糊巴味，难吃死了。
　　食堂的大锅，一锅粥可供几十人吃，烧煤，居然煮得如此香味可口，一定是有诀窍的。煮一锅大米饭，能煮上几十斤米，饭的软硬拿捏得恰到好处，饭底下，贴着锅，还能结成一层厚厚的锅巴。这锅巴，不糊，不薄，颜色黄黄的，还生生的脆，很多人饭吃饱了，还喜欢再吃一块锅巴。
　　刘师傅最拿手的菜，是豆腐烧肉。那时的猪肉七角三分钱一斤，食品站每天早上大约杀三到五头猪，赶集的人，需要买肉的，就在窗口排队，到点了，按次序付钱称肉。食品站卖猪肉是不限量的，但老百姓家，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也就买个半斤八两的。
　　刘师傅的人民公社食堂买猪肉，是不用去排队的，只要头一天跟食品站的负责人，或是跟卖肉的师傅打个招呼便OK了。因为，食品站的人，也在人民公社食堂就餐，这肉也有他们的一份。
　　豆腐是农家人自己做的，挑到街上，换几个零花钱。有几位卖豆腐的农民跟刘师傅熟，隔三差五的便来食堂，跟刘师傅“呱蛋”，顺便也就跟刘师傅订了送豆腐的时间、份量等。
　　刘师傅的豆腐烧肉，堪称一绝。看起来很普通，豆腐是灰色的。肉呢？白是白，红是红，汤汁也不稠，却散发着浓郁的豆腐与猪肉混合在一起的那种诱人的香味。吃到嘴里，不咸不淡，鲜美得很。拌在饭里，那就别提有多好吃了。本来只要吃三两米的饭，现在，没有半斤，绝对吃不饱。若是再有二两小酒，那就不知道要享受到什么程度了。
　　刘师傅还会做卤菜。他跟别人闲聊的时候，我听到过一两句。说做卤菜，关键是卤汤。这卤汤，要沉，要年头久。另外，要是有卤过多种东西的卤汤，就最好不过了。
　　说他现在用的卤汤，是当年在部队里秘制的，很多年了，绝对的正宗、纯厚，世面上绝对找不到。有人问刘师傅，说：“你这卤汤这么多年了，怎么保存呢？”
　　刘师傅笑了，说：“怎么保存？放在钵子里呗。用的时候倒到锅里，烧就是了！”他说的轻松自然，没有任何悬念。
　　人家又说：“这样放着，要是落下脏东西，比如虫子、老鼠……”
　　刘师傅的手一挥，很不屑的说：“那有什么关系，卤汤里东西越多，味道才会越好。要是真有老鼠进去了，那卤出来的东西，你想吃，我还不给你哩！”
　　刘师傅说得精彩飞扬，听着的人却哑然无语了。
　　刘师傅做卤菜时，我看过一两眼。只见他把卤汤倒在锅里，先烧开了，闻闻味道，看看颜色。然后，加水，放佐料，烧开了，再一次的闻闻味道、看看颜色。感觉差不多了，才放下要卤的东西。接着，盖上锅盖，烧。是大火烧，是小火烧，烧到什么时候，是否还要放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卤菜出锅时，锅里的温度已经不是很高了。只见刘师傅用两根棍子，像使筷子似的，将肉捞上来，放在盆子里，待肉上面的汤泄得差不多了，便伸手将肉拿到砧板上。这最后一道工序，便是切了。那把刀，像柄扇子似的，明亮得耀眼。只见他一手扶肉，一手操刀，眼睛并不看着肉和刀，刀却切得飞快，肉一片一片的，差不多一样的厚薄，像豆腐似的整整齐齐，向外倾斜些角度，立着。一大坨的肉切完了，顺手将刀放平，刀口向内，贴着肉底，插进去，另一只手扶着肉，那一块块被切好了的肉，就轻易的放到一个大盘子里了。
　　刘师傅是个厚道人，却也是个不太讲究卫生的人。做菜前洗不洗手，没人知道。他身上的衣服，经常是脏兮兮的，尤其是内衣的领子，几乎是黑的，还天天都那样。刘师傅的身上，好像还生有癣一类的皮肤疾病，一会儿这痒，一会儿又那痒，手便随意的这挠挠，那挠挠。有几回，正在切肉，身上突然痒了起来，立即放下刀，伸手就去痒处挠。痒挠得怎么样了，不知道，挠了一身的油，确是真的。要命的是，挠过痒的手，不洗不擦，操起刀，便继续地切了起来，像是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自然得如同喝了一口酒，再吃一口菜似的。
　　是那个年代的人不知道讲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对刘师傅的这种状况，居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的事了。
　　我一个月的工资是十八块钱，向家里上缴十三块钱，留下的，便是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有其它的花销。每天，早上二两米的稀饭，不要菜。中午，四两或半斤米的饭，再买个五分钱的白菜，或一角钱的豆腐，也就解决问题了。晚上，大多吃工作餐，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