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逝去的略带颓废色彩的傍晚，仿佛还在眼中徘徊巡弋，眼前越发稠密起来的夜色，并不能让我否决它的存在，一如我根本无法否决这个夜晚的存在，毕竟夜晚确乎来了，跟往常一样，悄无声息中夹杂些神神叨叨的味道，让渺小的凡人洞察不出真正的玄机。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为止已有不少人对那些玄机进行过深入的探寻和挖掘，另有少数人明明察觉出那玄机深不可测难以企及，却仍旧怀揣着凡人的信念，毫不懈怠的继续前进。
　　近几日来，或许是因为太过沉溺于某些哲学著作的缘故，我对“存在”这个难免显得高不可攀的词语产生极大兴趣，以至于看到什么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的存在。好比现在，我刚刚讲到傍晚的存在和夜晚的存在，接下来又忍不住要讲到面前那扇窗户的存在，讲到窗外邻家的存在，甚至讲到一株再平凡不过的梧桐树，孤家寡人般存在于几块碎石围裹的泥巴里，继而讲到梧桐树的枝干实在过于纤瘦，倘若再纤瘦些，多半会让人联想到横跨在半空的电线，无非弯曲一些灵异一些罢了，最后通过电线联想到电线杆的存在。
　　当我这么肆无忌惮地往下讲，并未觉察出哲学的意味，换而言之，我主观感受上认为它们确实存在，也就遂着感受把内心的想法讲出，并不以为非得跟哲学弄点瓜葛才成，我甚至害怕跟哲学弄上瓜葛。好吧，我必须承认，这几日来某些响彻云端的哲学著作，几乎让我误以为世上真的存在天书，有些东西，纵使我绞尽脑汁也难以理解，遑论理解了，想找个罅隙钻进去思索都那么困难。
　　面对一个比一个渊博的哲人、一种比一种奥义的思想，尚且年轻的我，似乎唯有望洋兴叹的份。如果我足够大言不惭，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相对来讲要稍微容易理解点，那么面对分布极为广泛的哲学流派“存在主义”，我就真的有些汗颜了。至少“存在主义”所包括的三大类：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目前为止，我都没能深入进去探出我所需要和渴望的东西。我唯有按照平日养成的习惯，在感到思想贫乏的时刻，给自己以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让自己不要望而却步，相信遥远的田野上总有希望的种子等待萌芽、开花和结果，相信未来的某天我定能洗刷掉贫乏给身心带来的愧疚感，尽管这种愧疚感的存在看起来没多大必要，问题是，它确乎存在着，我无法用谎言去掩饰什么。
　　如此想着，我直感精神抖擞，慌忙从书桌上蹦起，学着诗人笔下幽灵的样子，到屋外飘荡了一圈。重新走回房间后，随手按下音响，放得竟是《adagio》，是王家卫电影《2046》中的插曲，aiagio音译的话可分两种，作为副词和形容词，指缓慢地（的）悠闲地（的），作为名词，指慢版或柔版的乐章。这首插曲让刚刚放松的我想到了《2046》，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从抽屉里翻出碟片。
　　王家卫是我欣赏的导演之一，他的每部电影我都看过，几乎每部都不止看一次，看的次数最多的当属《2046》，其次是《重庆森林》和《东邪西毒》。都说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其实一个读者就可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次读是一个哈姆莱特，下次读没准会是另一个哈姆莱特，看电影同样如此。今夜的我看《2046》，有着今夜的感受，是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感受。我不由自主将注意力转移到电影背后隐藏的那个苏丽珍身上，正是这女人给了周慕云没人知道的过去，让周慕云锁了心，从而衍生出一段段浑浑噩噩的生活故事，尽管这女人不是电影主角，可谁又能否认她至关重要的存在呢？相反，相比于幕前那些旗袍翩翩的女人，她的存在也许显得更具价值，不单单是神秘，也不单单是烘托。
　　彦鸿是我现在仍旧来往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学同学之一，他在中学时代曾是非常标准的理科高材生，如今竟成了名话剧导演，真让人不得不感慨岁月多么变态。彦鸿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刚把《2046》回味完，脑海中满是对苏丽珍的幻想。略显无奈地接过电话，彦鸿让我立刻赶去市政府广场，说有比天还大的心事要向我倾诉，让我这半醒半醉的酸腐文人帮忙分析分析。我没有客气，对于像彦鸿这种亲同手足的朋友，太过客气反倒虚伪，我直接臭他，现在都大半夜了，哪有大半夜把人拉到市政府广场去的，有什么事找政府，可以明个再说。彦鸿不乐意了，说非今晚不可，说他的心事跟政府无关，他不过想找个开阔的地方倾诉而已。我领悟了他的意思，跟政府无关最好。市政府广场是本地最大的广场，确实足够开阔，估计就是在那里跑马都没问题，只要你胆子够大，把全市的出租车通通拉去，兴许都挤不满。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变得不仅仅是彦鸿，还包括偌大的广场。我压根不晓得什么时候这片广场上竟多出那么多娱乐设施，甚至有露天舞厅的存在。我抵达时彦鸿还没来，先在露天舞厅找了个偏僻角落坐下，点了杯咖啡慢慢消耗，谁知彦鸿一来便拉着我的衣角，非让我到无人的地方去不可。我不满意地说，这地方够偏僻了，还要什么无人的地方？他更加不满意地说，他要到广场边角去，让我务必相信他，他今晚的心事真的非常大，非常隐私，不想被第三者窃了去。我尴尬地笑了笑，说谁会窃你那点破隐私，除非脑袋进水了不成。他没再理会，蛮不讲理地拉着我就走。
　　玩笑归玩笑，跟着彦鸿走的过程中，我还是非常正经地在内心寻思着，按理讲，彦鸿一直比较内向，很少会把真正的心事告诉别人，今日能主动打电话给我已属不易，又会有什么事情要如此小心翼翼向我倾诉？在一种潜意识萌生的好奇下，我进一步寻思着里面的可能性，随即顺利把脑海中曾经积攒的对彦鸿的疑惑通通召集在一起。这种种寻思，无形中成了一种存在，笛卡尔说了：我思故我在！
　　事实上，笛卡尔压根就没说过这话，我在这里并不想纠结于翻译的局限性，但很多时候翻译不可靠倒是真的，任何领域的思想概述，文学也好哲学也罢，原文越是精确和深邃，译文则往往越含糊和迷糊。按“我思故我在”理解，很多人会认为是“我思考故我存在”，正因如此，使得不少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把这句话当成笛卡尔的把柄，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笛卡尔“荒唐可笑”。倘若仔细追寻和挖掘笛卡尔的思想冶炼历程，不难发现，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思，故在”，也就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
　　套用笛卡尔的原话，我目前的处境为，当我怀疑彦鸿究竟有什么心事要告诉我时，我却不用怀疑我自己究竟在怀疑什么，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自己的的确确在怀疑着。且不管如此套用合不合理，反正我要的意思出来了。那么，我的怀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事实证明，我的怀疑绝对有意义。当我听彦鸿说他今晚的心事跟他父亲有关时，我便越发坚定自己的观点。刚才我怀疑的时候，最尖锐的触点就落在彦鸿父亲身上，我跟彦鸿相识多年，深知“父亲”是他平常最忌讳的名词，更是他极少提及的名词。
　　来到广场最偏僻的边角后，彦鸿说到了他父亲，让我顿时兴趣高涨，方才隐隐对他生出的不满消弭，接下来的谈话果然没让我失望。彦鸿告诉我，他刚从墓地过来。我讶异地问，你大半夜的跑去墓地？他点头，说是的，他刚刚一个人去了墓地，去看他父亲，他说他父亲在半年前去世了，由于他身在外地执导一部话剧，没能赶回来看望，也没能尽快回来祭拜，今晚他是只身祭拜死去的父亲的。我听后心中不是滋味，想起自己刚逝去不到一年的祖母，想起自己当时也没能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然而，我还是给了彦鸿一拳，说，你简直太没人性了，不能赶回来见一面倒也罢了，连祭拜都拖了半年，你以为你是谁啊，什么事能把你忙成这副鸟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