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贵相太常，儒风醇厚
　　
　　武威儒学在西北的高度，不仅仅是考了几十名进士，出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学者或大家。关键，是经过千百年的士风开化、儒风熏陶，最终影响到了武威人文化人格的形成。儒家学说最核心的价值，是读书人必须有开化世风、引导社会、经史致用的作用，必须把读书人的文化人格摆在最高的位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只是文化人格中最本我的一种。看一个地方教育的高度，不是看送了几个清华、北大，而是看培养了多少有独立人格、有道德情操、有信仰追求的学生。看一个地方官员的高度，不是看简历中有无“在职研究生”学历，而是看有无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与实干精神，有无对底层人的人生疾苦给予人文关怀之心。
　　清代初年，西北学者还多抱残守缺，不能顺应时代学术潮流。文人之间，挤兑相轻，缺乏交流，甚至视所学如祖传秘方，不能经世致用于社会，不仅仅是凉州的风气，而是全国全省文场上的众生象。但到嘉庆、道光之际，武威学者们，开始畅开胸怀，拥抱时代，开放交流，站到了经史致用的至高点上。这个风气的开化者，带头人，并对武威文人形成影响者，就是张澍。其时，西北学者只有张澍精通经史，与全国著名学者如孙星衍、任大春、俞曲园等并驾齐驱，为学术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了一个张澍，武威的文化高度陡然上升到了“儒风醇厚”的高度。
　　这样的高度，看起来有点孤单，但却是儒风开化的一个标本。在科举时代，能支撑读书人苦守寒窗、苦读经书的理由，就是为了“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就是为了企盼“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想学好了，考出去，当官，当大官，骑骏马，到皇帝身边去。即是现在的武威人，逼娃子苦读书，大多数还是为了做官，把官做得大一点，让祖坟里的青烟冒大些。但张澍用他辞官就学经历，实现了对这一传统思想的突破。他告诉了武威人，做官好，但做官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不是人人的天赋，都适合做官的。受张澍的影响，武威儒学，不论是制度建树，学规堂训，还是教育之本，办学宗旨，开始不再以培养“官本位”思想为主的仕子为办学宗旨，而是培养人格独立、德才兼备的人才为宗旨。
　　文庙的风铃能够580年叮铛作响，余音缭绕，除了浓浓的文风脉气外，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儒风醇厚”的人格力量的贯注。对这点看法，我思考了很久，并无夸大、奉承、讨好武威人的意思。对一个教学和文人朝拜的圣堂来说，这种人格的精神，人格的力量，便是武威文庙名响西北的灵魂，或者说，是武威儒风的灵魂。因为在清末，武威确实产了有影响力、有人格魅力的文人和文官。在他们出众的才华与出众的人格魅力之间，令世人更加崇敬后者。
　　有了文化人格的力量，武威文庙就成了武威人精神和文明价值层面上的一个集结地。而与它相伴的儒学院则将这种精神和灵魂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传递了下来。这一点，历代儒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光绪元年（1875），李铭汉创办雍凉书院，担任山长时，就倡导“明德博识”的学术主张，提出了“行已有耻，勤学好古”的主旨。他们所制定的学规、学则、堂训、条规等等，现在我们虽已难见其真实的芳容，但从武威文官们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精神内核中，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是不是以振兴武威文化为目的，就不好说；但是以道德修养约束学生行为规范为前提，最终以培养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人格正直的文化人为着眼点。这倒是确实。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因此，这座气势磅礴、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了武威文化人人格精神的冶炼所。这一点，不仅是武威人自己关注的焦点，连皇帝老儿也对武威文庙和儒学院的这一功能垂注再三。
　　清康熙十一年，康熙皇帝发了一道命令《圣祖御制训饬士子文碑》，即没发往山东孔庙，也没发往云南孔庙，却发给了武威文庙，由武威文庙尊经阁保存。康熙这道命令的核心要义是，他要求读书人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是要有德。康熙训“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又训“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要他们“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如果“隐粮包讼，出入公门；或唆拨奸滑，欺孤凌弱；或招呼朋类，结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康熙这份“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办学命令，对武威文人与文官的人格形成影响很大。
　　如果说，康熙是在用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建构着他的“文化人格学”，那么，武威文人则在用自己的魂魄之火冶炼着人格上的大道义，大精神，充实诠释着康熙“文化人格学”的具体内容。说俗点，清朝武威人的这种文化人格魅力，就是醇厚儒风教化出来的与人为善，仗义疏财，扶危挤困，厚天伦，敦信义，爱才惜才，舍己度人。再俗点，就是武威人能帮衬武威人，武威人能抬举武威人，武威人能善待武威人了。文人之间少了相轻撤台之病，多了相互抬爱之风；文官之间少了阿谀之风，多了与人为善的情怀。这是武威千百年儒家文化所养育出来的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地方，如果一切的文物，一切的学术著作，最终开化不成一个地方崇文尚德的人格之美，化不成人文化成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的汇聚，并得以传承，那这样的儒家文化积甸必定是一锅夹生饭。
　　嘉庆十三年的武威进士潘挹奎，就是一位身在京城、心系家乡学子的典范。因着他，“武威人能够帮衬武威人”，亦就成了在外求学做官的武威人的精神家园。潘挹奎在36岁时考中进士后，即被授予吏部考功司的主事。他在京城做官期间，爱交朋友，性格豪放，品行敦厚，常能仗义疏财，扶危挤困，帮助武威赴京考试的学子。那时，武威每科到北京会试的有一百多人，发榜后往往还要留下十多人。他把官薪的大部分都用在了帮助赶考的家乡学子身上，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对于那此考试落榜的学生，潘挹奎除了提供给食宿外，还亲自给他们补习功课，指点经史，他的家成了北京城里有名的“潘歇家”，成了武威学子们的“驻京办”。
　　张澎成名后，这样评价这位专管提拨人才的武威老乡：“近世如君厚天伦，敦信义，履艰险而不渝者几人！如君轻赀财，扶危困，以友朋性命者几人。”
　　张澍由官吏走向学者，并闻名于后世，就与潘挹奎的真言相劝密切相关。这种文人之间的真言相劝，比物质上的帮助更能令人受益一生。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澍的父亲，本来就看出儿子的秉性，不适合做官，要他做文做人，不要做官。但自家人治不了自家的病。张澍没听父亲的教诲。要不是潘挹奎懂张澎的血性，直言张澍的性格缺陷与所长，张澍还可能一根筋式的，在县太爷这个七品官位置上冷坐几十年。那样，武威就会少一个有人格魅力的著名学者，而多一个被人挤兑、可有可无的官员。
　　武威人多性格耿直，脾气直冲，语言生硬，说话不会如江南人那样鸟语花香，拐湾抹角，投人脾性，润人肺腑，不论到那里做官，还是治学，都以正直的文化人格为核心。这也是武威这方水土的个性。当为官有损于自己的人格时，宁可不做官，也要保持人格尊严不受影响。这就是武威人的血性。
　　这方面，又以张美如为最。他于嘉庆十三年与潘挹奎一起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四年授户部主事。这可是祖坟里冒青烟，人人羡慕的肥差啊，但张美如偏偏看的很淡，先后辞了两次官。一次是为敬孝父母，辞官回家；一次是道光二年（1822年）从户部员外郎上辞官，就因为看不惯官场。三年后，朝庭发来诏命，要他赴京复官，但他一笑了之，“优游林下，耽翰墨，悦琴书，引掖后进，以为名教自有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