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上梁山,名为被逼,实则血液里早有“慧根”,就像居士也是吃斋念佛的,剃度出家也是情理中事,对于梁山的“民主生活”早已心存向往的施戴二人,上山入伙可谓是“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了。
江湖中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这是对我这篇文章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但是我想,在梁山好汉的所有“义举”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三打祝家庄和二打曾头市吧。梁山泊与祝家庄结怨原是因为惯偷时迁贼性难改,在祝家店投宿时偷鸡在先,又放火杀人在后。且不说祝家庄是忠是 ,单从起因上看,梁山就先输了理。与曾头市结怨是因对方夺了段景柱欲献给梁山的赃马,由黑吃黑发展到社会恶势力间的大规模械斗。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中国大地上匪患猖獗,民不聊生,因而许多村寨都建起雕楼堡垒,成立武装组织,以防土匪进攻。祝家庄曾头市这些所谓的恶势力,其实都是这种性质的武装组织,之所以说他们是恶势力,是因为他们与作为地方一霸的梁山贼众誓不两立。因反抗盗贼而被视为恶势力,这样的奇特的观念可能也只有施耐庵才具有。曾头市或许有心叫板,但祝家庄并没招惹到梁山,结果寨子被破,主要敌人祝朝奉一家老幼妇孺数十人被斩尽杀绝,甚至连早已归降的扈太公家满门老幼尽都杀了;攻破曾头市后,“好汉”们把曾家一门老少尽数不留,金银财富米麦粮食全部运上梁山。既杀人又劫财,这完全是悍匪巨凶的行径,这样的惨无人道的屠戳,比起千夫所指的封建政权更是恶毒百倍。这样的组织居然还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千百年来还一直被定位于“农民起义”,幸好是“起义”失败了,倘若成功的话,不知道中世纪的中国人民还将堕入到怎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去。
如果真是农民起义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就应有自己一整套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所有的农民起义无不打着解放天下劳苦大众的旗号,不管高层领导的真正目的何在,他们在革命尚未成功时,基本上是不会骚扰民众的,他们的敌人,只能是不同阶级的当权执政者。而梁山“好汉”们在根本上是不会与朝廷作对的,即使偶尔攻占下某个城邦,杀掉几个贪官污吏,也只是出于私人目的,或是为报个人恩怨,或是为救某个不法之徒,或是为抢夺城中钱粮,可以说是走到一处,扰民一方。总之,他们的存在,除了给本已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带来更大的灾害外,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梁山是座乐园,这从李逵向他母亲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来。那里众兄弟亲如一家,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活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比起单枪匹马来,集体的力量确实要大得多:恶霸地主惹不起,地方官府剿不了,影响大了,连朝廷也不得不重新制定方针,由围剿变为招抚,如此一来,还可堂堂正正地成为拿财政拨款的公家人了。遗憾的是,这座乐园不是真正穷苦百姓的避难所,它只是一群亡命之徒逃避法律制裁的庇护所,是集体犯罪现象滋长发酵的温床。
分析得很透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