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疼痛中回到三十多年前,我背着背包和被褥,还有年轻的理想,走进这座大门。接待我的女老师姓周,三十岁,感觉她已经很老了。班主任姓袁,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感觉也不年轻。只有身旁的两棵槐树,静静地站在校门的两侧,年轻如我。树干有胳膊粗细,枝桠像一把硕大的雨伞。时间是三月,树上的叶子有没有?我的这一部分的记忆脱落掉了。我想努力地补上,像修补一件破碎的画。于是,槐树枝叶繁茂,槐花盛开,绿色的虫子,俗名叫吊死鬼,扯一条线从树顶上吊下来,快乐荡漾开来。
我最早注意到的是,东边的那一棵槐树下是收发室,收发室里有各个班级的信箱。门外的墙上有一个墨绿色的中国邮政信箱。它是一位慈祥的大叔,每日微笑着看学生们把信件塞进他的口袋里。一个静下来的夜晚,我把在学校的第一天的生活,全部都装进信封里,怯生生地投进邮箱,像完成一个伟大的任务。
那些年,写信是我们最擅长的手工,邮箱是我们洞开给世界的心窗。爱情、友情和亲情,都鲜活在一张信纸上。叠信纸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爱情的信,折叠成拥吻的方式;亲情,特别是给父母和老师的,要折叠成一高一矮的下跪的方式;友情要折叠成平行的方式。墨绿的信箱,把墨绿的香味传递到四面八方;小小的信封,展开翅膀,把学校的每个故事带到远方。
刚进学校的那些日子,学校是很大的,而且神秘得让人心慌。在学校的西南角,三层高的行政楼像个孤独的侠客。春天涌动的花束和绿叶的暗影爬上窗台。那时学校还是老名字:陕西中医学院,院长名叫董巩,山西人,老革命,身体富态,大家风度。虽然行走艰难,但这不妨碍他上主席台发表乡音弥漫的讲话以及到学生宿舍和实验室去走走,体察民情和教学。
一座实验楼,正对校门,都说是苏联专家设计的,风格确实有点欧式洋气。那时候,我会抱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坐在实验楼的天桥上,看人来人往。许许多多不愿虚度的人生,在这里幻影一般上映。我有点眩晕,像一片站在高处的树叶。天桥有两座,穿越绿荫之上的望眼。一个通行政楼,一个通教学楼。
教学楼,四层高,在法梧桐的绿叶下,外表静得像一个甲壳虫,但里面装满六月的时光。中医,针灸和中药三个系的学生们,都在这里上课。中医系的学生苦难深重,要被关五年,但大家都是乖孩子,都很听老师的话,而且有理想,好上进,爱读书。
有空会我到图书馆去借书。一座图书馆,三层高,和行政楼相望,在校园的东南侧。外观设计像一本书。一层和三层是阅览室,二层是流通。馆长姓杨,满头白发。
三个学生宿舍楼,不分男女。我们住在三楼,旁边大都是毕业班的女生,看透了人生的帷幔和遮拦,穿衣和行为相当霸气。四楼上的女生是学妹,叽叽喳喳,平平淡淡。后来才知道,玉出昆岗,有一个常见面的女孩,就是勇救落水儿童的英雄邵小利,后来成为学弟学妹和千千万万人学习的榜样。一号和二号学生楼之间的空地上,经常放电影,那是周末最好的精神加餐。
饭堂就是礼堂。打饭的五六个窗口前排着长龙,碗筷奏出快乐的乐章。饭票,钱粮分开来,而且要分杂粮和细粮。细粮印在精致的白纸上,很诱人;粗粮印在粗糙的黄纸上,看着就没胃口。伙食科长姓王,总会在地上捡起学生丢弃的馒头,说能吃,扔了可惜,说着真的吃了。煮饭的大铁锅里有一只会游泳的疯狂老鼠,那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饭堂的东边有个舞台。文艺演出,这是表演台;开大会,这是主席台;逮捕人,这是公捕台。我至今还记着,头发花白的王书记威严的声音:带……刘XX……最难忘的是,著名作家路遥在礼堂做过报告,讲的什么,全忘了。
那时,我们青春似火,人生是长长的跑道,可敬的老师指引方向,虽然我们步履蹒跚,虽然我们跌跌撞撞。到了开运动会的时候,才知道学校里并没有一条长长的跑道,每年都租用别人的场地。学校很小,很小,很袖珍。袖珍到可以装进一个信封中,投入学校门口那个小小的邮政信箱。
三十多年过去,老校区越来越小。我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年不写信了,会写信的那只手已经残废了,剩下的另外一只手只会敲键盘。校门内侧被风雨侵蚀到骨头的邮政信箱,还是真真实实的从前的它;只是再也没有邮差打开过那个锈死的锁,再也没有哪个学生兴奋地把一团火红的希望投进去,又痴痴地等着像水波涟漪一样的结果从远方而来。我怀疑,至今还有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怀抱主人的笔迹,在邮箱里面沉睡着,无人问津,已经有十几年了。虽然外面的光阴飞逝,歌声妙曼,鲜花朝阳,但它阴差阳错,成为历史的弃儿,默默地哭泣,无声地呼号,就像这个邮箱,老态龙钟,风烛残年,被它的主人和我们遗忘在岁月的深处。在这信箱的旁边,还是当初的那两棵土槐,用浓密的树冠和碗口粗的身子,框进半个世纪的风烟,但它们依然年轻,拥有无数个阳光灿烂的明天。
两棵槐树,一个信箱,是老校区和我们曾经存在过和奋力走过的永远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