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站在一座废弃的土窑洞前。我来看它,是朝觐,也是祭奠。
窑洞在太行西麓一条大荒沟下的土峡谷尽头土崖上。土峡谷两侧顶端,都有土坪,两边都连接着如涛汹涌的群山。土窑洞仅一人多高,深一丈多点。这里曾经是我的家,爷奶在这个窑洞里生活了近二十年,除大姑、二姑外,我的后两个姑姑(四姑十几岁时病饿夭折)、大伯、父亲,都降生在这个窑洞,以后生活稍好,又新打了窑洞才迁离。眼前的窑洞,荒石砌的窑脸早已坍塌,土崖塌落的碎土在洞口堆起好高,洞中也因风化剥蚀落满厚厚土屑,潮湿发霉的气味一波波直扑鼻息。我屏住呼吸,努力从中寻找着我上两辈的人留在这里的气息。
透过时光的缝隙,我看见爷爷奶奶从河南林县(现林州市)老家逃荒而来,同行的有梁姓、冯姓两户人家,都是一担子、一包袱的家当,一路担着抱着或牵引着孩子而来。饥饿,使他们像一尾尾缺氧的鱼,气哈气哈喘着粗气。我还看见爷爷赤着脊梁,卷起裤腿,挥动镢头在土崖壁上打窑洞。镢头是吃土的兽,将崖壁上的土一爿一爿啃下来,在地面堆起一大堆。爷爷丢下镢头,用箩头将土担出去。奶奶弄来下肚的野菜、树叶、草籽、野果等,也帮爷爷打窑洞。小脚的奶奶无论抡镢刨土还是担挑出土,都有股狠劲。这时,我的两个年幼的姑姑捉虫子玩累了,靠在长满酸枣棵的土崖根睡着了,几只蚂蚁在她们身上跑来跑去。
这三户人家最初的栖所是人字形草庵棚,歇息了几天,掏地鼠、金花鼠洞里的粮食加野菜充饥,养起可以抡得动镢头担得动土的力气,才在土崖壁上打窑洞。逃荒的人,只求有个遮风避雨和越冬的地方就行了,窑洞是建造成本最低的居所。爷奶用了几天功夫打成了洞体,然后用荒石挡起洞口,留出真正意义上的柴门篷窗。爷奶在窑洞一侧的洞壁掏了一个侧洞,侧洞下留着一腿高的土台,铺上干草,便成了窑中窑的土炕。再用石头砌一个烧柴草的灶火,支一口铁锅放几只粗瓷碗,烟火一冒,就有了一个家。
我对窑洞非常熟悉,我还在娘胎里就住窑洞,呱呱坠地后也一直住窑洞,直到我二十多岁娶亲前,修建起土坯墙、坩土隔雨的平顶房,才搬离窑洞。不过,我曾经住过的窑洞已经讲究得多,有里外套间,用石头券过,外间还有楼棚,可以堆放粮食、杂物。门窗是木匠做的,炕台与灶火也用砖石砌起,窑洞宽大敞亮了好多,不像爷奶最初打的这孔窑洞,简陋得像远古人类的巢穴。
梁、冯两户人家,也在土峡谷两侧土崖打了窑洞,三家呈三足鼎立状,遥相呼应。可还是难以抵御大沟中的荒蛮。我看见趁夜色而来的豹子,前后两次袭击了我家养的狗。狗很勇敢,拼死同豹子打斗,可惜不是那畜生的对手,第一只狗被咬伤,不久后死去,第二只狗被拖走,成为豹子的盘中美食品。第二天,爷爷和邻居另一个男人去找狗,亲眼看见那只吃了我家狗的花斑皮毛的豹子,在荆棘丛中的光石板上酣睡,他们两个吓得面如土色,丢魂落魄跑回土窑洞来。
好在,三户人家安顿停当后,与逃荒路上走散流落到各地的本家、亲戚取得联系。那些人又勾连了愿意来的人家,陆续加入进来,里边有爷爷的一个亲哥,一个叔伯哥。他们也在土崖壁凿窑而居,形成村庄雏形。为了守住田土,他们逐土而居,因此弄得这里几户,那里几户,很分散。
人是村庄的元神,房屋是村庄的脸面,土地是村庄的命脉。没有人,没有土地与房屋,永远不能叫做村庄。至于树木,则是村庄的衣冠,不穿戴起来也不像村庄。还有路,有路走血脉才通畅。所有这些,都是村庄的加数,都在时光的推进中加进来。逐渐加入的,还有猪羊鸡狗、驴牛骡马、碾窑磨房、旱井旱池、锨镢锄耙、犁耙耢耧、各种各样的家具灶具等。神佛是人们的主心骨,也适时加入进来。一座石头的矮小神庙里,不伦不类地供俸着五位仙圣,分别是山神、土地、城隍、药王、孔圣人。其实村里的好多人说不清楚庙里供奉着什么神,却一腔诚挚、充满敬畏地殷勤供奉。逃荒人的家里也住满了神佛,诸如如来、菩萨、天地、老君、财神、灶神、火神、门神、马王爷等,中西合璧,释道儒荟萃。
一个由清一色河南逃荒人组成的杂姓村庄,终于在山西这块地界上扎下根来。
拥有土地是最难的事。原来散布在沟坪坡梁的不多的地,分别属于周边的四个村子,因距离远,山隔岭阻,地的主人耕种很粗放。可这些人宁愿让土地荒着,也不能由着逃荒人随便耕种,这边一动镢头锄钯,那边马上有人凶巴巴前来干涉,轻者夺走家具,重者把人弄走,直到敲定了交纳租子的数量,才让耕种。荒山野沟是无主的,可在石多土少的太行干石山区开荒拓地,太费劲太艰难了,只能在石头缝里抠吃喝。爷奶终于拥有了几亩地。这些地是他们一镢头一镢头开出的,地块破碎零散,有百十块之多。一开始没牲畜,春天播谷子时,奶奶在前边拉耧(耧是从邻村借的),爷爷在后边摇耧,弓着撅臀使劲拉耧的奶奶,头低得几乎拱进了土里去。为了减轻耧的分量,爷爷边摇耧耩地边使劲往前搡,两个人头上都有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吧嗒吧嗒摔进脚下的土壤里,溅起一股股黄色的尘烟。
二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是好多我不认识的大娘、婶子、姨、姐争抢着抱我,还有好多陌生脸面的大伯、叔、哥用毛烘烘的胡须扎我。我大哭大闹,扑回母亲怀中。混沌小儿时的我,不知自己是个有福之人,一出生就有一村子大伯大娘、叔叔婶子,还有一村子的哥姐、弟妹。却并非都沾亲带故,是村里刚性的礼数与规矩,要求我必须对本家、亲戚以外的年长者呼之以亲。没大没小直呼其名,在村里是犯忌的,会遭人白眼,还会被家里大人责骂。于是,我很乖地称爷爷那辈的老人为爷奶,将大于父亲的人称作大爷、大娘,小于父亲的则呼为叔、婶。平辈的人,比自己大的则以哥、姐相称。
我的村庄至今顽固地保留着一个习惯,最少到我孩子这代人,依然以河南林州老家的话为母语。口音是一种身份的标识,维系着与老家故土的亲情与文化血缘,也将逃荒人与本土人区分开来。因逃荒人老家无煤炭,燃柴为炊,被本土人呼为“草灰”,相对应的本土人自然就成了“煤灰”。逃荒刚到时,“草灰人”一无所有,为了活下去,变成一头头会说话的牲口,被命运的皮鞭驱赶着,拼命往保命的安全地带攀爬。因此,泼死力劳动,极尽节俭过日子,成为他们共同的性情操守。他们较之于“煤灰人”,外表粗粝朴拙,做也粗糙,吃也粗糙,男人都当牲口使,女人则当男人用。
我的村庄人情浓厚,礼节周至,却非孔孟教诲之功。我长大成人后反复思考过其中原因,思考的结果是,除地缘、乡缘、亲缘的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逃荒人都饱尝苦难,同过生死,互相间便更看重情义。苦难是不幸的事,却把大家结成了一家人。在漫长的苦难日子里,大家穷帮穷,难帮难,相帮相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村里谁家遇到作难的事了,大家纷纷出主意想办法;谁家有干不了的活,互相帮忙天经地义;谁家绝粮断炊了,你一把米,我一把糠菜,也得让这家人的灶火再冒起烟来。这一习惯养成了固定村风,一直到解放后、到生产队集体劳动,村里不论谁家修房盖屋,不论谁家办红白喜事,大家都会不请自到来串忙,互相间不计代价,不求回报,不计较吃亏讨便宜。不这样做,就违背了在村里做人的本分。同时,因草灰、煤灰习俗的差异,我村联姻趋向于圈子化,加上逃荒人中丧偶者不少,一些男女经人说合而重组家庭,一村人不是这样联着,就是那样粘着,都成了直系或拐弯的亲戚。
村庄草创之初,没有独立权,分别隶属于周边的四个村子,因此长期被“主村”的人欺负、盘剥。村里老辈人最气愤的是,上边压下来的苦力差役,都摊给了逃荒人,除人力外,有驴的还得牵驴去。人、驴到“主村”后,有差派差,无差可支时人给人家干活,驴则被牵去拉碾子拉磨。为从“主村”摆脱出来,使村庄独立,“草灰”们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了许多明争暗斗的反抗,挑头的人中竟有被对方借助政治势力冠以恶名坏了性命的。可越是这样,越使逃荒人抱成团,为村庄独立的斗争也一刻没有停止过,直到新生政权建立,终于获得独立的行政村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