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中,共招博士十九人,由太常博士领导。侍中、常侍、黄门等官员当中的学识渊博、洽通古今,德行能为世表的人,皆聘任为国子博士。一则负责在殿堂上应对,以备皇帝顾问;二则参与教育国子学子弟,以弘扬儒学;便于祠、仪两个部门,以及太常等官员,随时问疑解惑。咸宁四年,国子学又设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选择国子博士的标准是“履行清淳,通明典义”,并且必须是高级贵族才有资格。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选择张华、刘寔为太常之官,以示对儒教的重视。太学学生的种类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五种。太学中人数到太始八年(272年),已达到7000余人的规模。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并存,是西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士制度,重视门第阀阅的必然结果,把汉代单轨制的太学,发展成了太学与国子学并存的双轨制。后来八王之乱,学业渐衰。到国子监中骑攻下洛阳后,一时间太学与国子学都被毁,成为灰烬。
西晋中央的这种教育制度,基本把凉州人的子弟,拒之门外了。没办法啊,中央高校,国子学是西晋的“清华”,专门为朝廷培养高级官员;太学是西晋的“北大”,为地方培养官员。但不论西晋的“清华”,还是“北大”,办的都是儒学,不是军事院校,谁让你凉州高门大姓多是武功军族呢。人家即便想招收你凉州的子弟,也都是马背上杀伐、刀刃上添血的子弟,没有生员啊。而国子学是专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所设,凉州及各郡县五品以上地方官员很少,结果是,西晋前中期,教育最兴盛的时节,能到洛阳国子学读书的凉州高门贵族子弟为零;能上太学的十有九都是敦煌人。所以,在洛阳城里,基本是靠敦煌人支撑着凉州人接受教育的脸面。显然,这种教育制度,对凉州人不公平。凉州是西晋的上粮大户,纳税大户,进贡大户,轮到高门大姓子弟读书做官,竟然轮不到凉州人。
不公!不公!不公!
西晋朝廷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地处遥远西部的凉州确实有点亏。太学刚办起来时,招收的只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四种学生,这四种生员其实都是中原及南方高门大姓与豪族、贵族的特权,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凉州丝毫无缘。后来,西晋朝廷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经过凉州及地方郡县的努力,西晋朝廷就在太学中多设了一种生员,叫“散生”,专门招收凉州所辖四郡和西域人子弟,西晋中央才算有了支持西部教育的特殊政策。不管高门大姓,武功豪族,儒家世族子弟,只要有文化基础,家族有经济能力,再加州郡推荐,都可到洛阳上太学。
西晋为什么把条件放宽到“散生”呢?由于凉州离洛阳路途遥远,即便凉州的高门大姓,比到洛阳高门,就成小巫见大巫了,弟子少,门人寡,寄学,又住不起学校,缴不起学费,寄学陪住,又天高路远,无人陪读,朝廷就允许凉州学生可以寄居散住在洛阳京城亲戚、朋友家中读书,故叫“散生”。
这一政策,看着对凉州人倾斜了,公平了,倍儿棒啊。但实行的结果,仍然是天窗里掉苜蓿,能看着,够不着,门开着,进不去。因为在凉州,只有敦煌郡儒家世族多,家族重视教育,子弟文化好;武威郡等河西东部的其它郡县武家世族多,军功豪族多,识字的少,家族多不重视教育,武家子弟又游手好闲的多,好弄是非的多。结果是,西晋对凉州的偏食政策,让太学招录“散生”,基本成了敦煌郡人的专利,而武威郡和其它郡人寥寥。直到西晋末年,出仕京城洛阳的武威人依然寥若晨星,难觅踪影。
三是路途遥远,凉州礼乐废而不行。自河西鲜卑叛乱以来,凉州与西晋中央的道路一度被五胡隔绝,盗贼猖獗乡里,使得凉州大地萧条荒芜,高门大姓子弟想去洛阳上太学,也去不了洛阳。现在,虽然平定了叛乱,凉州归宁,但西晋初兴之时,传来的礼制已废而不行,传说“三年不习礼制,礼制必然废毁;三年不习乐制,乐制必然崩坏”。何况凉州礼乐不作的时间长达几十年了呢?
这种状况,急需拨乱反正。靠西晋中央的教育制度,解决不了凉州的问题,给凉州培养不了高级人才。要改变凉州儒风不兴的现状,只能靠凉州人自己。遵循古制进行治理,设立学校,宣扬六艺,教育年轻一代,从废毁中复兴。如果遵循前代典制,复兴文教,自立太学,让凉州官员子弟,都能在本州本郡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就会大大方便凉州子弟求学读书。想立德出身为官者,通过学习而通晓礼乐之道。立德之路开启,诈伪之途便会自然闭塞,那么,教化治世之道便会无需威肃而成功,无需严厉而大治。
张轨决定依此而行,振兴凉州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