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三年乙酉（325年）春二月，连续三年旱情，还没缓解。
　　张骏心急，为民担忧，又到揟次县嘉泉附近，视察旱情，并与百姓同劳动，抬着嘉泉的水，抢种粮食。不久，在乡下劳作期间，听到因冒险往荆襄地区贩运货物的行商们带回了一个消息：南渡立国的晋元帝司马睿，驾崩了。
　　这个消息并不是什么新闻，而是一条老得没牙的旧闻。因为司马睿早在三年前的永昌元年（322年）闰十一月初十日（323年1月3日），就驾崩了。闰十一月十一日，皇太子司马绍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是为晋明帝。只因东晋与凉州道路断绝，音信隔绝，人员无法往来，这消息，才用了近三年的时间传来，已经够快够神速的了。
　　皇帝驾崩虽是旧事，然而作为凉州新君，政治嗅觉敏锐的张骏，立刻意识到这是调动汉族百姓情绪，团结官民，树立形象，维护权威的良好机会。立时停了手中的农活，和嘉泉一起大哭司马睿。然后回到姑臧，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吊唁晋元帝司马睿的活动，号令全凉州百姓，停止一切农事与娱乐活动，不管郡府县衙，还是底层小民，门头上都挂起白幡，与百姓一起，共同为天子披麻戴孝，聚哭告哀了整整三天。去年，张骏和凉州百姓刚为他的叔叔张茂戴了孝。如今又为天子戴孝，偌大一个凉州及揟次百姓，人人戴孝，或许站在某个可以俯瞰的山顶上，便可见到凉州境内，皆是一片白色的海洋。
　　只是张骏不知道，凉州人也不知道，他们为司马睿披麻戴孝后半年，远在建康的司马睿之子、晋明帝司马绍，也于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8日)，死了，享年二十七岁。闰八月二十六日(10月19日)，皇太子司马衍已经即皇帝位，是为晋成帝……
　　张骏在嘉泉大哭司马睿，当然不是与司马睿感情深，而是东晋也有一个“晋”字，天子驾崩，必须要哀告，这是臣民的哀礼。表明了张骏依然如祖父、父亲，甚至叔父一样，尊重晋朝。而从张骏内心来说，虽然是哀礼，却乐不可支，这个迟来的消息，对他而言，正是时候，又是一次与民同哀、改变形象的绝佳机会，并让右长史氾祎在凉州广为宣传了他的哀告活动。
　　天要成其美，天也帮忙。张骏哀告完，适逢有黄龙在嘉泉出现，如隐如显，这不正是《周易》乾卦二爻“或渊或龙”之象嘛，乾卦二爻为臣，五爻为君，预示着这黄龙不久就能“飞龙在天”，真是吉祥的瑞象啊。
　　右长史氾祎，这个从张寔时代，就兼任教育张骏读书的老臣，高兴地对张骏说：“考察建兴之年，是少帝开始兴起的年号。晋元帝司马睿凶死，理应改换年号。朝廷远在江南，音讯隔绝，宜趁着黄龙瑞象的出现，改换年号为‘章休’，以突出吉祥的征兆。”
　　这次，张骏没有听从老臣的话。因为这是个馊主意。满打满算，他刚继任不到一年，就改年号，意味着背叛了张氏世代尊晋的遗训，丢了尊晋的大旗，便是政治不正确，老百姓的拥护度便会丢掉一半。张骏不从老臣之言，不是对老臣的不敬与不尊，恰恰证明了张骏，已能以张氏掌门人的角色，独立思考州事了。
　　凉州百姓看到张骏连续两年，亲民爱民，不但表现出色，还组织了对天子的哀悼之礼，感动天地，出现黄龙瑞象，心中对张骏的不佳影响与担忧，也大为改观。觉得凉州有希望了。
　　张骏亲民，改变形象的效果，还在民间发酵。
　　张骏视察完旱情，回到姑臧后，立即商讨应对旱情之策。这场旱情持续三年了，还不见消退之象，境内遭到大饥荒，百姓逃荒，粮价上涨。管理市场的长官谭详，请求拿出仓库中的粮米借给百姓，秋收时再按三倍之利征回。
　　这种乘饥荒谋取暴利的做法，那是一个政府为民谋利之举，简直是囤货居奇的小贩，心中只有钱，没有民。所以，谭详一出口，立即遭到从事阴据的反对，阴据劝谏说：“从前西门豹治邺，把财物积蓄在民间；解扁治理东封之邑，赋税收入是规定的三倍。魏文侯认为西门豹有罪却应当奖赏，解扁有功却应当惩罚。现在谭详想乘人饥荒之时，谋取三倍之利。这是反转裘衣却损坏皮革之举，不足为训。”
　　张骏采纳了阴据的建议，开仓赈灾，救济百姓，以度饥荒。
　　姑臧城里就盛传出了一首民谣：“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两翼高举凤凰鸣。”意思是纵然传来东晋的王音，但张骏却从容淡定，不惊不慌。这民谣，往神里说，就如嘉泉出现的黄龙，也是吉祥的瑞象，往俗里说，就是百姓的口碑，对他的希望。百姓看到张骏亲民，开仓赈灾，天显瑞象，已对凉州的未来抱有了某种希望。谁说他是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鸟”，他分明是一只正翻飞于云际、冲腾于九霄、放声鸣叫的“凤凰”。这两个祥瑞的出现，让张骏很高兴，为减轻百姓负担，遂在境内实行大赦。
　　旱情减缓后，另一个矛盾浮出水面。自他爷爷新开两郡十五个县安置难民后，凉州人口急剧增加，土地不断向豪族地主手中转移，百姓缺地少粮的问题又突出了。张骏便把眼睛盯向了各郡的沙漠，并提出了一个宏伟而大胆的设想：改造沙漠，开垦沙田，以此来扩大耕地，满足百姓种粮吃饭需求。
　　朝会上，他和大臣们商量如何实施“治沙田”的办法，却招来参军索孚（字国明）的极力反对。索孚说：“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谷，不垦磐石，禹决江河，不逆流势。今欲徙石为田，运土植谷，计所损用，亩盈百石，所收不过三石而已，窃所未安。”
　　索孚是敦煌人，出身敦煌豪族。他善长射箭，十中八九，人人称奇。有人请教他说：“射箭有什么妙法乎？”索孚说：“射之为法，犹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强弱，矢有铢两，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虽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称官，万务荒怠，虽以尧舜之君，亦无以治。”能把射箭与治国之道联系起来，说明索孚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张骏量才为用，就任命他为参军。
　　索孚反对治沙田的建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张人做事，要敬畏天地，坚持人与自然相和谐，要顺应自然，敬畏自然，而不宜与天斗，与地斗，乱开乱垦，导致沙漠复活，天怒人怨。此谏的结果不言而喻，惹怒了张骏。张骏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远调到沙州晋昌郡伊吾县（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凉州最遥远的西陲之地，做了都尉，专门负责屯戍。那儿是西域的风口，一年四季，风沙不停，让他天天与风沙打交道去了。
　　后来，索孚无怨无悔，政绩突出，官职累迁至张掖太守。可惜，命不好，卷入了张氏家族争权夺利之中。张祚篡位后，河州刺史张瓘镇守枹罕时，张祚猜忌张瓘士众强盛，就调索孚任枹罕太守，取代张瓘镇守枹罕，结果，兴冲冲从张掖赴枹罕任职时，被张瓘斩杀了。这是后话。
　　张骏排除索孚干扰后，开始在河西治理沙田。特别是在张掖以西，酒泉、晋昌、敦煌、高昌等地开垦沙田，扩大耕种面积。他开沙田，不只是要种谷米，他是要种棉。索孚只知道沙田产量低，一亩“不过三石而已”，却不知敦煌一带，日照充足，可以种棉，到十月，收了木棉，织成棉布，又可以交换成其它商品，提高经济效益。而敦煌、高昌古来是西域通商要地，索孚哪里知道这个商机呢。
　　但索孚的谏言，也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在滥开滥垦，导致生态问题严重的今天，索孚“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的思想，“不垦磐石，禹决江河，不逆流势”顺应自然的理念，却极其超前，是践行儒家文化“天人合一”，坚持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先进生态文明思想。可见，早在1670年前，凉州的敦煌大族索氏，就提出了先进的生态文明思想。
　　后来的事，过程不说了，直言结果。
　　张骏经过几年的努力，就很快改变了自己的不良形象，在凉州树起了威仪。《晋书》评价他：“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一个“少而淫佚”、“奸乱邑里”的恶少，经过磨砺节操，改正过失，勤于政务，统领文武官员，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得到发挥，成功转型成了远近人人称颂的“积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