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那天忽下小雨，手机昨天已然罢工，所以它异常安静。跟窗外的街道一样，除了偶尔飘落几片枯叶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翻开昨夜未读完的书，继续那个东洋人对中国史的叙述。最早知道这个日本人，还是在读科举方面书的时候，在一本老先生写的书里提到了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东洋汉学同西方汉学是中国近代国学的基础之一，今天我们所尊崇的国学大师，没有一位不是从这个基础开始，然后再回到国内继续他们的研究，章太炎如此，陈寅恪亦是如此。其实这点很让国内读书人汗颜，在我们痛恨东洋人和西方列强侵略者的时侯，那里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让我们的读书人仰慕的程度。有时候也想，为什么今天西方博物馆里藏品比我们的馆藏更有特点，日本文部省里中国古籍比我们的更全面？尽管他们那里的东西是靠非法手段掠夺而来，但你不得不承认那些觅宝人的眼光。有时候偶尔还会庆幸一下，假如那些东西留存在国内，经过那么漫长的战乱和灾难，也许我们甚至不知道还曾经有过这样的宝贝。
　　我一直很佩服日本早期读书人的眼光，他们当时收罗去扶桑岛国的中国古籍并不是什么稀罕之品，好比在国内还把古籍善本定位在宋元刻本的时侯，他们早就把眼光定在明清刻本上，这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明清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的学术届对明清小说都是不屑一顾的。红楼梦到达今天的神坛地位，历史并不遥远，他为世人重视和膜拜，就是从民国胡适之的红楼研究开始的。至于其他归类于俗文学的明清两代小说，更是在郑振铎孙楷第等人介入俗文学研究之后。当时国内所知道的明清小说本来就不多，尤其是经过清代几朝禁毁，很多小说本子根本无存，恰恰那些为国人所丢弃的东西，早被日本人珍藏在国内的文部省或各大公私图书馆。
　　宫崎市定是二战后京都学派的巨匠，他个人的学术成就甚至超过了创立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特别是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一书，成为研究中国科举史的经典，历经五十年仍难以超越。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崇洋日本的学术，只想说到今天对于科举前夜的研究，宫崎市定依旧代表了一种很重要的流派，无论是在日本岛国还是国内，超越他研究或提出新见解的书籍并不多见。
　　不过这部著作的诞生却是一件悲催的事情。一九三九年，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为了控制中国，搞了许多历史政策方面的研究，宫崎市定受日本国策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委托，承担清朝官制与官吏甄选制度项目。可惜的是，宫崎市定虽热衷于政治，但终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理论家，他并不知道上面的人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所以他写的东西没有被选上。也许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宫崎市定是一位合格的国民，他不会因为研究汉学就把民族的立场改变，他甚至想以研究汉学来为日本的前进作一些工作。
　　然而作为一名学者，他还是恪守着职业的道德，有着比较正常以及冷静的思维，在那个极度狂热的军国主义年代，保持着相对理智的头脑。比如日俄战争，日本由于在英国等西方国家背后的大力支持下，奇迹般地战胜了沙俄。这样的胜利本来是要用来深刻反省的，但军国分子却用它来蛊惑日本国民，并使得扶桑岛国的大和民族忘乎所以，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反响。日本学术界甚至以此为契机，把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宫崎市定对此却说，在背后援助的英国人如果知道日本自我吹嘘的话，也许要笑得喷出饭来。
　　当中日战争这把大火烧到他的身上时，宫崎市定是抱着客死江南的念头的，所以他在应征入伍去上海之前，完成了关于魏晋九品官人法研究的论文。文章阐述了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汉族的贵族制度成功移植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乃至胡汉合流产生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这篇东西也就是战后他借以成就事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一书的雏文。侵华战争在他去上海一月后，以日本无条件宣告失败而结束，如同早期他预料日俄战争的那样，西方人喷饭了。
　　此时残留在他心中的史观彻底破灭，反省成为他的首要任务，终于他认可了内心深处的东西，日本近代走错路了。作为日本的汉学家，他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也许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产生歪曲的理论，但同时他也能够抛弃一些陈腐的旧观念，排除些固有的思想，得出一些新鲜的观点。
　　比如在论及“清浊”这个概念时，他说秦汉因中央集权，所以并不存在清浊之分，魏晋以后士人起家，他们鄙视一些辛苦低下的职务，只想当一些耍嘴皮子能出风头的官职，但又怕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子弟参与，所以清浊产生。高门子弟垄断了清官，寒门子弟无论才华横溢还是手段能力超越，也只可以徘徊在低级的官职中。因此他得出结论，中正品第人物根本不是唯才是举，后代则是被政客高喊的求贤似渴的口号迷惑了。
　　我们今天熟悉的九品十八阶或九品三十六阶都是北宋后慢慢形成的，这个九品与北宋君主官僚体制前的九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梁武帝官职改革，将九品切下前六品，重新分为九品，作为士族担任的官职，余下的七品以下的再细分，作为出身寒微的官职，再设置蕴位和勋位，作为庶人就任的官职。简单一点说，寒门子弟不管是何等人物都进不了士人阶层的，他们只能够在“流外七班”里混。巧合的是，北魏孝文帝的新官职里也规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只官，复有七等。”南北官职间的相通，并不存在相互抄袭的问题，而是为了同一个目的，确保上层固有既得利益。
　　还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是有关魏晋“清谈”的。魏晋清谈与玄学有着极大的关系，尽管今天我们的教科书把“清谈”划入空谈误国一类，但实际上读书人对魏晋“清谈”还是有一种神往心态的，多半对视论国事民生为俗，谈《老庄》《周易》为雅的“清谈”是折服的，而与之有直接关涉的魏晋风度或魏晋高士更是让人感叹，竹林七贤甚至代表着文人高雅的最高境界。但宫崎市定却认为，清谈里面混杂着非常功利世俗的动机，也就是选举的一个工具。老实讲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颇有点一针见血的味道。
　　宫崎市定的观念与他史学的观念是一致的，他把近代文史大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里的：“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提出了史学研究的目的。因此他把视清代考据学为考据顶峰的说法，评价为大错特错的观点，认为清代考据把“无征不信”的教条，也就是了没有书面文字记载的，都不予置信，是一个既为长处又为其短处的条框，其长处是考据结果不可动摇，短处则是制约了考据的全面性，始终把考据局限于某个部分。
　　我是偶然在一家网上书店看到这书的，凑单随便买来，不想正好是我欲寻找的六朝资料中的不同声音，于是随手抄写几段，为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