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获得了一种忧郁或冷峻：这似乎已成定说。——写下这话之前，我刚从一场巨大的思念中转过身来。
　　我默然。
　　“爱上诗歌纯属无奈。”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坦白。是的，谁能知晓我为什么在十二年前毅然放弃一度迷恋的音乐而选择了一文不值的诗歌？
　　十二年，诗歌以其仁慈宽厚的胸膛收容了一个规规矩矩的浪子。
　　“一个在狂风之夜无法入睡的人，如何安顿自己？你已无处可去。你注定要在这临海之地承担起人类的孤独。”（王家新《临海的房子》）活了三十多年，我没有见过大海，没有触摸过大海的粗野与温柔。但我不止一次地在“无法入睡”的“狂风之夜”产生过“承担起人类的孤独”的勇气。现实的威逼、内心的抗争、对生命无助而又执著的追问，构成了我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和诗中最初的意义指向。正如英谋兄所言：“我痛苦，所以我写诗。”
　　记得一位诗友问我：你说诗到底是什么？我竟一时语塞。实际上这种质疑由来已久，探索者也趋之若骛。但至今谁也没能真正给出一个圆满的界定。“诗可以言，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萧统）；“诗是整个内心世界的表现”（诺瓦利斯）；“诗的本质就是抒情”（韩东）。而当有人干脆提出“诗就是诗”或“诗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我却豁然开朗：你觉得一个梨子好吃就吃罢，何必非去追究梨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多年来我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享受着诗的伤害与抚慰。
　　我一向反对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之作，就像讨厌对你搔首弄姿挤眉弄眼的妓女或人妖。诗是很纯粹的东西，杜绝任何形式的虚妄与作秀。写诗就是让自己的灵魂在阳光的监视下说话。所以一个优秀的诗人首先应是一个真诚的人。正缘于此，我才全然不顾友人的劝诫，一味从个人情感体验出发，反复使用“苦难”、“忧郁”、“死亡”、“疼痛”等缺乏亮度的词语，写出了《午夜火车》《谁在那儿看我》《我终于骚动不安》等一批黯淡低调、带有反叛意味的诗歌作品，并一直固执地使用“冷吟”作笔名。那些诗“无不打上了‘冷吟’的印记”（崔西明），读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理解上的偏颇，也算不得什么精品；但起码我做到了“忠实于自己的心灵”。
　　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人。
　　或许正是太多人的执迷不悟，才使得诗歌变成高高在上的“贵族”，使得诗人变成与众不同的“另类”。
　　所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预言：饿死诗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证明这并非危言耸听。此后短短几年内，大批文学（诗歌）刊物纷纷停刊，大量读者流失，诗人们下海的下海、逃亡的逃亡、自杀的自杀……曾经让人们顶礼膜拜的诗歌已沦落到众叛亲离人人喊打的悲惨境地。与此同时，诗坛内部却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朦胧派、后朦胧派、第三代、第四代、现代、后现代、70后写作等等各色旗号标榜五花八门；流派与个人、知识分子与民间、及物与不及物、上半身与下半身等等各种关于写作的争吵此起彼伏。用“无序”一词来概括当不为过。百家争鸣的效益按说应该是百花齐放；可惜喧嚣过后，占据一些大刊抢眼位置的仍是那几位“名家”，那几位诗坛老牌领袖令人心寒的“名作”。而一些好诗却只能以“地下”的姿态苟活于“民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新泰就是一个例证。
　　大概是受了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的滋养，十几年来新泰本土孕育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诗人（或者说“准诗人”）。诸如吴峰、朱英谋、张佑峰、娄本利、郭安文、老壶、偶尔、石灵、墨未浓、青梅、张寒凝、若兮等，他们和我一样在各自的位置上苦心经营着所钟情的诗歌，坚守一方属于自己的灵魂净土。其中不少人经常在省内外有影响的专业刊物如《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黄河诗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上发表作品，有的已被吸收加入省作家协会。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渐渐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诗歌群体。这在泰安是绝无仅有的，在全省也极为罕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本土诗人群体注定因其相对贫瘠的土壤、过分阴郁的气候和后天营养的缺乏而难以长成一片更加恢弘亮丽的风景（恕我直言！）。即使我们近期的部分写作已达到全省乃至全国的水平。
　　所以我们不仅要“坚守”，还要寻求“突围”。
　　引发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本杂志——《诗歌月刊》。《诗歌月刊》是《诗歌报》月刊改制后的产物，仍保持了《诗歌报》原有的品质和品位，但“前卫、前倾、前进”的姿势定位使之短短几年便成为诗坛的权威刊物。从这本刊物透出的信息，我隐隐感觉到自己写作状态的滞后和诗坛正面临的颓废后新的转机。省外的暂且不说，继岩鹰、普珉、路也、王夫刚等之后，格式、江非、轩辕轼轲、孙磊、邰筐、寒烟、盛兴、老了、晨义等一大批青年诗人闪亮登场，迅速在国内诗坛上形成风云之势。而他们的成功除了靠机遇和自身的天赋外，还有赖于他们独树一帜的诗歌文本，包括语言和质地。当然，我的意思并非一定要像追星族那样去“追风”，但对于我们来说，摒弃一些传统的、僵化的、习惯的、过时的创作理念和手法，应该是时候了。
　　近几年，我在尝试剑走偏锋——兼事散文、随笔写作的同时，对自己的诗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思，并独自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企图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作药引，纠正自己以往诗歌中沉淀的偏差，取而代之以一种充满语言张力、思维活力、情感魅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全新的叙述方式。这大体可以从相继发表的《我认真掰下一穗玉米》《10月23日的黄昏》《月亮鸟》《一朵花走在路上》等作品得到印证。当代小说家张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诗的路越来越窄。路的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渊，向前它通向一个无法预知的地方。”在当前不可逆转的文化背景下，诗歌要想生存，就必须有读者，就必须放下“贵族”架子，和平民平起平坐。在这方面，我不提倡过分口语化、散文式的写作，但毫不犹豫地剔除非诗的杂质，最大限度地消除阅读障碍，是诗歌走向大众的基础与底限。
　　祈望有一天我们中间会有一个半个的杀出重围，去开辟另一块诗歌阵地。哪怕是遍体鳞伤。
　　也许我们会全军覆没。
　　无所谓。因为我们始终坚信罗布·格里耶的那句话：世界并不无意义也并不有意义，它在着，如此而已。
　　诗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