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预料到会动用酷刑！……听我说，我跟着你走进了刑讯室。看见你被扒去衣服，施刑吏那双卑鄙下流的手在你半裸的身体上摸来摸去。我看见你的脚，这只我宁愿以一个帝国换取一吻并死去的脚，这只我觉得头颅被踩扁也其乐无穷的脚，我看见它被紧紧套在那可怕的铁鞋里，它可以把一个活人的肢体变成血酱肉泥。啊！悲惨的人！当我看见这一切时，我用藏在道袍下面的一把匕首割自己的胸膛。听到你一声惨叫，我把匕首插入我的肉体里；听到你第二声惨叫，匕首刺进我的心窝里！你看，我想伤口还在流血。”他掀开道袍。果然他的胸膛好像被老虎利爪抓破了一般，侧边有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尚未愈合。（见第八卷第四章）
　　试问：当一个男人为了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而不惜用匕首割自己的胸膛时，这个男人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应该由他的同事或者朋友最好是亲属陪着，到精神病医院去看急诊呢？很遗憾，没有人意识到克洛德得病了（雨果是否意识到呢？我没有证据，不敢妄言），当时又没有什么精神病医院；只能由着他被卡西莫多推下钟楼，活活摔死。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前几年读到《上海文学》杂志里的一篇小说。它说的是一个村干部，因为没有完成村民的嘱托，跋山涉水地赶回某地某棵树下，把自己吊死了。当时感到诧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事情并没有到非死不可的地步嘛。现在我明白了：他是精神崩溃了，难以自拔了，而旁边又没人帮他梳理、听他倾诉，心里的疙瘩（自责）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由此可见，精神疾患（无论它的诱因是性、爱、恨，或者其他什么）是非常可怕的，是要死人的，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
　　雨果为了向读者证实他对克洛德命运的关注，不惜花上大量的笔墨来刻画这个人物。他一次次地让克洛德向艾丝梅拉达倾诉爱、乞求爱。仅仅在第八卷第四章，就用了5000多字来描述这样的场景（见第287-295页）。文学创作中有一个规律：当作者连篇累牍地描写某个人物时，就说明此人必定是作品的灵魂之所在和作者的精神之寄托。圣母院离得开宗教吗？当然离不开。克洛德（他是小说中教会的代表人物）离得开宗教吗？当然离不开。那么，克洛德是作者关注的重点，还有什么疑问吗？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那刻在石壁上的“命运”二字，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呢？在小说第七卷第四章，我们知道了：是克洛德用一支圆规在密室的墙上刻下了这个大写的希腊文词组（见第237页）。小说是由“命运”而产生，“命运”又是克洛德所刻，作者对克洛德的严重关切之顺理成章，还有什么疑问吗？然而，他却病成这样，作者能不怆然涕下吗？至于无辜的艾丝梅拉达的被绞死，虽然克洛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刀刺弗比斯引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出这个决定的毕竟是路易十一世国王（见第405页）。一国之君竟然可以草菅人命，而且，“刑事案件的案情清楚准确与否，当时的司法机构并不在意……他们相信弗比斯死了，那就必死无疑。”（见第299页）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这能不让雨果焦虑吗？可以这么说，整部小说始终就是笼罩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阴霾之下，哪里有什么浪漫可言。更可叹的是，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的艾丝梅拉达，痴情地把一只小山羊训练得会用小木块字母拼出弗比斯的名字（这个细节真感人），至死都以为弗比斯“始终爱她，只爱她一人”，殊不知弗比斯比克洛德更像花花公子，更加不能依靠。年龄只有16岁，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艾丝梅拉达的盲目迷恋实在是难以避免的。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某省牯岭街的惨案：一个45岁的女教师，勾引两个高中生，结果其中一个男生杀死了另一个“情敌”。女教师被开除党籍、公职，当然是咎由自取，不过，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应该有人陪那个女人去看心理医生，医治精神疾患。
　　综上所述，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确实凝聚着作者的良苦用心，确实值得我们去寻找、揣摩、聆听它的弦外之音，这，就像我们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像我们观摩交响乐团演奏《黄河》，要从中领悟我们民族的苦难，民族的斗志，民族的气质和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