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决定一切，努力和创造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因为你无法改变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一辈子只能打洞洞。贩夫走卒，累如牛马走狗，几千年历来如此。想翻身，简直是白日做梦。
　　曾经，某个地方有一件震惊当地的血案告破，个中的原因，竟然是一个年轻的富二代向世人炫富，不断玩弄女性，追到了马上就抛弃，以此为乐，最后被他始乱终弃的一个女孩杀掉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最大的困惑，一是原来的敌人都没了，茫然不知所措，拿着枪不知道打谁。二是社会象一堵柏林墙，看不见对面，自然会产生联想，延伸出无限的想象空间，无端地猜测墙那边到底是什么，一旦发现真相，立刻批判一阵，以示深恶痛绝和划清界线。三是突然发现自己们抬上去的那些人成了主子的模样，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心里很难平衡；打击他们吧，实力不允许，再则，打了之后自己也会痛，不打击他们吧，自己更痛苦，还不知道痛在哪里。
　　然而，那一批人究竟是如何富起来的呢？
　　作家韩少功记载了这样的一则事情：一个名叫老木的大陆人投奔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港商回到大陆，在大陆银行借贷到一笔巨资，然后开始收购两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凭一纸空文的合同就取得了国资产权，然后在评估资产、抵押贷款、扩股融资、申请破产等环节大玩空手道，做尽手脚之后，将国有资产掠夺一空，然后将一地鸡毛撒手不管，回到了香港。
　　失业后愤怒的两千多工人到处找他，在他们认为醒目每一个的地方张挂横幅，贴满大字报，盗走了老木遗留在大陆的豪华汽车，打伤了他曾经的保镖和随行人员。公安介入，抓走了不少的人，带头闹事的人受到了刑事处分。工人又将老木告上了法庭，可是，正常的法律程序表明，老木的并购、经营、破产等操作和手续都是合法的，经过了境内外多家审计所、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政府有关机构的认可，从法律上挑不出任何毛病。违法的只有工人一方。
　　“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那些所谓的国法条文，不过是治治小民的工具，哪里又能束缚得了那些极善钻营的风云人物？老木是体制的受益者，他利用了体制将工人文明地掠夺之后，又利用体制和文明的泡沫洗净了手上和钱上的任何血迹。
　　何谓全民所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而可悲又可笑的是，在法制和体制的光环中，那些曾经的国家财富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们不但被剥夺了所有权，还被剥夺了集体话语权。
　　随着工业化的步子加快，农村却越来越没落，大量人口涌向大中城市，新打工阶层和市民阶级迅速形成和成长，快富、暴富的思想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巨大的财富诱惑，人们可以牺牲才能、牺牲人性、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牺牲一切，这就是人性，无关善恶。可惜的是，在毫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一目的当中，生产力、人际关系和人本身都被异化掉了。
　　好比一个女人，以前被凌辱、被欺侮、被强奸，是被动的，好不容易擦干血迹，养好了满身的伤痛，修补了处女膜，这次却是为了几个臭钱，主动地卖。为了钱，可以卖房子、卖地、卖家用电器，卖工业产品，卖知识产权，卖这个，卖那个，卖青春，卖肉体，卖灵魂，可以葬送掉几代人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家业。道德沦丧，人性泯灭，还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
　　生产过剩之后，社会生产陷于停滞，开始反噬那些曾经日夜追求它们的人们，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走投无路，只有当官一条路仍然敞开。一方面是阶级固化，另一方面则是过江之鲫想方设法跃龙门。科举式的考公使非常多的知识分子涌向官场，造成了官僚体制的庞大，形成了从上至下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官员不能干事，不想干事，不敢干事，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掣肘、人才能力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主观能动性，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极速下降。
　　社会上唯利是图，官场上贪腐横行。“有的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胡作非为，贪污受贿，纵亲庇友，争权夺利，一旦受到法纪制裁，必定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吴官正《芸芸众生》）
　　马斯克说；“剥削来源于权力，而不是资本。没有权力撑腰，资本哪敢肆意妄为？最大的垄断是权力的垄断，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一旦权力和资本勾结，必是最大的肮脏。”
　　世人只知道仇官和仇富一说，却不知道官员们也仇百姓。他们沦为贪官污吏，丧失了基本的群众立场，恨不得置百姓于死地而后快，发自内心的恨滋生出骨髓里迸发出来的恶，一方面不断进行职务侵占，蚕食鲸吞公款，同时不断侵害群众利益，压迫群众生存空间，身后，却早已经做好了移民的准备，甚至开始了暗中的行动。
　　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肚子里装的却都是男盗女娼，抓权抓钱，出手之快，行动之速，态度之蛮狠，有目共睹。他们明面上讲的那一套，他们自己信吗？
　　政治和国事是排民的，是肉食者的专利，与鄙民毫无关系。以前的基层，还有人装模作样搞一搞民选，现在则是完全委派，三姑六姨小舅子通过裙带输送到位。其实二者有何区别呢？只不过走一个过场，达到的是同样的目的。
　　在文化喜好上，有人爱读庄子，有人爱读孙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所谓的专家们正在努力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庄孙子。他们同流合污，巧言令色，女声女气，献媚于官场，取悦于上司，俨然一批阉割得干干净净的太监。个别有正义感的也是怕字当头，不敢发言、发声。真话没人讲，讲了也没人听。
　　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正是由于西风东渐，东方文明始知自由和人权的宝贵，女性也逐步松绑，直到完全解放，但一些女性在自由和解放的幌子下，非但放弃了传统美德，更放弃了廉耻，放弃了人性。她们认为，白毛女不嫁给黄世仁，就违背了天理。年轻漂亮的女人宁愿给有钱有势的人当小三小四，而不愿意凭一己之力奋斗，因为那种奋斗根本没有出路。而攀龙附凤才是人生成功的唯一捷径，把别人的钱拿过来自己用，就是人生大赢家。
　　这股风，不但在国内盛行，还吹到了国外。在世界各国侨居的华人，与西方人相比，他们的生活追求有相当大的区别。华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聚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的华人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安逸；东方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车子、票子，毫不掩饰自己在物质上的赤裸裸的追求和享受。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社会如此现实而残酷，反差如此巨大，恰印证了邓小平的判断。足够的黑暗使人们偶尔会重新怀念过去那些光明的时代，却没有人去深度思考，从理想林立的过去过渡到个性纷纭的现代，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浮躁虚伪，急于事功，纸醉金迷，这不应该是一个强盛的泱泱大国的样子。
　　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西方教化有何神奇，竟能跟东方几千年文明对抗呢？
　　十七世纪，欧洲，产生了国富的论点。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机器只是创造财富的工具和手段。十八世纪中后期，亚当斯密提出了《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几百年来，西方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再到黑格尔，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而东方呢，一个孔老夫子可怜地独扛火炬数千年，要跟那么多的西方哲人抗衡，也真是太难为他老人家了。
　　有人提出过没有国哪有家，这就象没有房子哪有砖一样荒谬。不错，房子是由一砖一瓦建成的，但如果每一块砖都只按照自己任性的形状长成歪瓜劣枣，而没有整齐划一，又怎么构筑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