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中国，现在“改革已死”。
　　的确，自2018年以来，常常会有光阴倒转，岁月回流之感，一些改革前的思维模式和话语，在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突然大行其道。而中国，在这种背景下，给人的感觉，似乎与世界格格不入了。这就不免让人疑惑，今天的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回想起我看过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不免对其中的“历史三峡论”再次回味。我想今天的中国，应该依旧在改革的道路上。只不过，有的时候，历史并非直线前进，有时会停顿，有时甚至会走回头路。然而，在大的历史潮流与方向上，它不会变。历史的三峡，终将过去。
　　但这不是说，改革就那么容易，相反，虽然她能带来无比的荣光，却也充满了陷阱与激流险滩。事实上，历史上，在改革中翻车的也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把商鞅变法和明治维新称为人类变革史上的“两大魔术”——因为改革不仅要热情，还要智慧，理智，机遇，三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与“魔术”明治维新稍晚进行的戊戌变法会失败？最后让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血染菜市口？就是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康有为等维新派策略上的失败。其实，在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并非一定会成为变法的反对者。慈禧太后也觉得大清帝国非改革不可，但前提是要保证她的权力和安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血腥镇压维新变法之后的1900年以后，慈禧太后推行了远比维新变法时期更激进的改革。而康有为不察，一定要把她定为最大的保守派，甚至要发动兵变软禁她。这种谋略上的幼稚实在是让人无语。同时，在推行他的改革计划时，面对反对者，他的反应不是撤职就是杀头(好在没有真正的杀人），其不能容纳不同的简单粗暴可见一斑。这样的改革，怎么可能不失败？
　　在当今的中国，改革是一定要进行的，因为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与创新有目共睹，更因为在现在的地球村时代，中国没有办法自外于世界。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让人自豪的成分，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民主等现代普世价值也是不争事实。因此，中国在思想观念上，还有接触与融合世界主流的必要。这里，我顺便提提历史上的几个事例，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时美国批评中国不民主，可蒋介石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没有必要学美国那一套。倒是当时是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以后要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若干年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他们后来一边倒的方向却变成了苏联，而不是美国，于是中国和美国从此就变成了敌对关系，而且是最严重的敌对关系，直到中苏分裂才又重新握手言和；六七十年代的伊朗巴列维国王治下，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与此同时腐败与独裁也在并行。当美国劝说伊朗变革，以应对可能的革命危机时，巴列维不以为然，认为伊朗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没有必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其实巴列维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的，唯一拒绝的，就是民主）结果若干年之后，极端的伊斯兰革命发生，巴列维国王被推翻，被迫流亡。
　　而主动变革的，有南非，韩国和台湾。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放弃早年的以暴力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要求，组织成立了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避免了因为历史上的仇怨而冤冤相报的悲剧发生，与时任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共同成为南非这个历史性大变革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关键人物；在韩国，由于光州事件的悲剧，在此起彼伏的韩国人民的街头抗议和强烈要求下，韩国总统卢泰愚主动迎合民主化的潮流，不再像前任总统，光州事件的策划者全斗焕那样强力的镇压与拒绝，结果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卢泰愚击败声望卓著的金泳三和金大中。而在1993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金泳三当选，韩国民主化完成了关键的一步；尤其是在台湾，重病缠身的蒋经国在历史的拐角处，做出了日后对台湾民主化最重要的步骤：当反对党成立时，有人提议抓捕，他拒绝了；当他开放报禁时，党内的保守派也是忧心忡忡，而他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民主的潮流已成为世界趋势，断不可挡。所以，当他要前往有大量示威民众挡路的会场时，身边的人阻止，他只是一笑：“难道我还会怕被人打吗？”依然前往。这种认清历史潮流的自信与人格魅力让人在多少年之后依旧敬佩。
　　变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中，未来的中国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