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完小麦，碰巧下雨就要插红薯。从红薯母上割下长藤，剪成半尺长的小段，每段留一片叶子，趁地湿，插进提前打好的土垄上，半步一插，按紧压实。
　　只要有水分，红薯秧就会快速扎根，迅猛分叉，长出新的枝条新的叶片。一月过去，你再看，原本光秃秃的地里已经被绿色覆盖。长出的新藤子又会贪婪地扎根，所以必须挑起来，翻过来，只留主根入土膨大。等红薯藤多了粗了，还需割舍，不然会争夺根部的养分，减少收成。
　　每年暑假，娃们都要跟着大人去翻红薯秧，拿着镰刀割红薯藤。割下的藤条也是宝，猪马牛羊都抢着吃。大多人家还舍不得喂牲口，红薯叶焯水后下面条、包菜包，红薯杆焯水后凉拌也是一道好菜。一时吃不完就搭在墙头晒干，留着冬天用。
　　娃们摘掉叶子，将茎折成项链、耳缀，挂在脖子和耳朵上，招摇出门。还用藤条编织帽子，密密实实的，果真能遮风避雨。
　　到了中秋节，开始刨红薯。捞掉红薯秧，垄上就露出一条条裂缝，裂缝越大，下面的果实就越大。一钉耙下去，红红大大的疙瘩就滚到地面，有深红的，有粉红的，还有黄褐的，圆的像甜瓜，长的如黄瓜，还像顽皮的孩子沾满泥土，浑身散发着甜而腥的气息。不小心刨烂的，露出白白的肚皮，流着粘稠的浆水，像是委屈的眼泪。
　　大人在前面挖，我们在后面收，掰了根须，拧了泥土，堆成一个个小丘。
　　红薯几乎算是那个年代的主要粮食。小麦产量低，大豆要交公，红薯就成了一日三餐。新鲜的红薯蒸着吃就是馍馍，煮煮吃就是稀饭，切成条炒就是菜。磨碎晾干就是淀粉，可以做凉粉，也可以下成细粉。贤惠的农妇将蒸熟的红薯捏碎，放上面粉搅拌均匀，再搓成圆球放油锅里炸，就是红薯丸子。擀成圆形放锅里烙，就是红薯饼。
　　将红薯刨成片，晒干就能长久储存。中秋节过后，你看满地里白花花的，那就是红薯片。
　　还留一部分新鲜的，挖一个坑窖藏起来，只要不见水，可以吃到第二年春上。但不能吃光吃尽，必须留几十斤当母子，来年发芽修藤子继续插秧呢。
　　入冬之后，我们的饭桌上就被红薯盘踞了。吃着蒸红薯，喝着红薯稀饭，就着红薯菜，吃完饭去上学，整个教室里此起彼伏的，满是红薯屁。红薯屁不臭，依然是红薯味，甚至比原味还香，好像烤制过的一样。若出远门，就带几个熟红薯。乡里人从没研究过红薯的营养成分，反正常年地吃，吃出了健壮的小伙子，吃出了水灵灵的闺女。
　　打了霜，地窖里的红薯会更脆更甜。下雪天，在堂屋里点燃一墩树根，一家人围着火焰，将红薯埋在火炭里，然后说着笑着等待。一个时辰过后，扒出来，红薯已经变黑，剥去黑焦的表皮，里面就是热气腾腾而又香甜的肉，软软的，仁慈地入了我们的口。
　　老人们说，以前闹灾荒，种红薯的地方就少饿死很多人。对于红薯的救命之恩，老一辈们是不会轻易忘却的。
　　我们那一带都有着浓郁的红薯情结，媒人来提亲，往往不看粮穴看地窖，红薯窖大而满，就不愁口粮了。
　　我家每年都要种一片红薯。带着草帽，披着蓑衣，挑着红薯秧，忙碌在雨林中。母亲手快，能并排插两垄，一手抓秧子，一手往泥里摁，插了好一段，才会起身捶捶腰，擦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有时为了快捷，母亲索性甩掉草帽，毫无遮拦地任雨水冲刷。姐姐干活慢，被母亲落的好远，为了赶进度，隔三岔五地胡插，害得母亲回去补。
　　我则挪着竹篮子，为他俩送红薯秧。浑身湿透了，又冷又饿，两腿颤抖，可还要坚持。因为母亲在前面，不知疲倦地弯着腰，在雨中插下一家的希望。
　　父亲在城里教书，偶尔也会回来帮忙。可那次雨太大，我留在家里看猪鹅，正玩的开心，突然发现父母二人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我还以为父亲要打我，连忙躲在桌子下面。可我看到的是，父亲一把摔倒母亲，按在地上挥舞拳头，还顺手抄起我的小板凳，朝母亲头上砸了下去。
　　母亲就像一枚晒干的老红薯，额头只是紫了一块，没有流血。也许她的血早已流干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希望父亲回来帮忙了。他不在，我们一家三口苦却快乐着。
　　一次清理茅房，我劝母亲挑进红薯地里。母亲笑起来：“红薯不喜肥，你看谁家的红薯秧往黑土地里插呢？新挖的塘埂最好，黄浆子地最好，没有一点粪，红薯才长的大，长的圆。”
　　“要是浇肥呢？”
　　“地肥了，就只长秧子不结红薯了。”
　　我方才明白，有些奇迹，居然生在贫瘠的土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