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猴
　　我叫耍猴的给迷住了。
　　那个矮个子老头戴一顶棕色卷边礼帽，顶上破了个洞。在他向观众讨赏钱的时候，便把那洞捏着。摇着他那稀疏的乱蓬蓬的白发，鼻子和耳朵在寒风中冻得通红。他不停地用那脏手帕擦着见风流泪的眼。遇到小孩便笑眯眯地将手帕一抖，翻过掌心变出一颗花生，在孩子鼻子前晃一晃，却不给他，回身丢给他的猴子，逗得大家哈哈笑。
　　他的班子里另外两个成员：一条狗和一个小男孩，他比我大两三岁。
　　我一连两天跟着他们转，看到他们的全部把戏就那几样：让两个动物跳绳，翻跟斗钻两个竹圈，顶那面铜锣。可是老头的智慧弥补了他们工夫上的不足。他总能设计出一些即兴的哑剧。例如：
　　……老头带着猴子去买菜，示意猴子：在他讨价还价的时候偷小贩的菜。刁滑的猴子在排练中不断勒索他的主人；老头只好把花生、胡萝卜头之类扔给它。最后它总算领会了主人的意图。想不到卖菜的是一个小妞，她由小狗裹个头巾扮演。这小妞不但卖菜而且卖俏。她不断摇着尾巴向猴子使媚眼。猴子终于经不住诱惑，偷了主人的钱给她……可怜的老头几翻讨价还价，以为事情得手，最后发现不但丢了钱，买回的竟是蒜皮和萝卜缨子——这道具是他们班子昨天吃菜剥下的垃圾。
　　最有趣的是那包着头巾的小妞使出浑身解数，一面与吝啬的老头周旋，一面逗弄馋嘴的猴儿。小狗不仅变化眉眼，还不时伸出舌头，使那些赶集的劳累的农民开怀大笑。
　　表演有时也选些乡下人关心的题材。老头扮演保长，去捉猴子当劳工。猴子跳跳钻钻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抓到了，当了“勤劳奉仕”。不幸的是保长家是老夫少妻，难耐寂寞的娇妇——小狗扮演，哄了老头睡下，咬开劳工的绳子，双双私奔了。在老头累了，或者去讨钱的时候，小狗也担当保长和他的夫人这双重身份。小狗在角色转变中显示的才能，是令人叫绝的。
　　在调情那段戏中，可怜的猴子，前肢被捆着，便用屁股的扭摆表示爱慕之情。在稍见成效之后，竟然放肆地将自己的尾巴与那“佳人”的尾巴缠绕起来。
　　庄稼人笑道：看来要勾上保长的老婆，还得长个尾巴……
　　这时那班子里的孩子便将手中铜锣翻过来，求大叔大婶赏几个盘缠。孩子有些瘦削，穿一件空心棉袄，掉了两个扣子，用一根绳系着。每次我都给他一个铜板，那是爷爷给我买饼子的。我没有钱的时候便跑到卢婶的茶馆里提一壶开水给他们。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夸我是善人；让他的徒儿、猴子和小狗向我打拱。
　　有一次卢婶也跟着来了。她老是望着那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眼神里充满了悲伤的爱怜。回来时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
　　“要是你小荣哥活着也该这么大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她得伤寒病死了的孩子。
　　叔叔知道我跟耍猴的转，便严厉地教训我：
　　“你知道那猴为啥懂人话？”叔一脸严肃。
　　“不知道，”我答。
　　“那是小孩！披上了猴皮。”他一面比划。
　　“猴皮咋会长在人身上？”我哂笑。
　　“你不懂，用针扎你浑身出血，再把猴皮剥了，趁热巴在你身上，就长在一块了。”
　　“那它为啥不会说话？”我置疑。
　　“舌头割下去了！”叔叔提高了语调，显得有点不耐烦。
　　“那尾巴为啥会动？”我有点挑战的味道，惹恼了他。
　　叔叔不回答，却踢我一脚，反问：“疼不疼？”
　　“疼，”我皱起眉头。
　　“疼了就动！叫你不听话……你知道什么叫‘拍花子’？他装做喜欢你，兴许给你一块糖，一拍你脑门，你迷糊了，就跟他走……”
　　妈妈也严厉责备我：
　　“要听叔叔的话，不能跟那些杂耍人到处跑。”
　　可是事实和他们想的正相反。前一天杂耍散场，我跟到“大有店”——我是远远跟着的。这大车店离我家很近，是谢家二伯开的。二大娘的大小子叫小富，比我小一岁，我们常在一块玩。我和小富走近他们，亲眼看见耍猴老头在院里支起锅，用捡来的树枝升火，煮小米粥，还夹一块咸菜放到小孩碗里，眼圈都红了——当然那也许是烟熏的。
　　后来，二大娘来找妈妈，讲了下面的故事。
　　艺人
　　那孩子本不是耍猴老头的亲人，是他半路捡的。老人复姓欧阳，这个姓氏使人想起侠客。但老人并不会武，只无师自通的练一点杂耍。然而老人是真正意义下的侠客：是怀仁爱之心，云游天下的苦行者。
　　在吉林北边，那一年的夏天，老头走过一片树林。小狗发现孩子躺在路边山坡上。老头赶过去摸他在发烧，便把他背到小店，喂了自家带的草药（流浪艺人总带着救急的药。有个病灾人和畜牲都吃它，多半能顶过去）过了一天，孩子醒来，问他家住何方；他说姓田，小名牛儿。村里闹瘟疫，大半人死的死逃的逃。他的爹妈也都倒下了，断了气。他吓坏了，连夜跑出来，走了三天两夜，便晕了过去。说着给老人磕头，让爷爷收下他，他六岁了，能干活。老头听了孩子的话，抹着眼泪答应了。又请店家作证，日后如有亲人来访，便以实相告，找到他把孩子领回去。
　　“老头心眼真好！”谢二大娘感叹说，“去年在瓦房店那边，遇到一家开杂货铺的，两口子没孩儿。老头想到孩子该上学了，这样四处流浪，会毁了前程。便先和孩子商量，那家也愿意收他为义子。孩子开始没反对，过了两天，一反性便跑了。一路讨饭打听消息。走了一百多里，终于在辽阳城东一个大车店里找到了病中的艺人。从此祖孙二人便相依为命，四方流浪。”前天，二大娘吐了一口烟说，“老艺人又萌生了这个念头。他说茨坨很富庶，市风也好，还有学校。他请我寻一家好心人，日子过得去就行。他说分文不取，还答应立个字据，写明孩子的来历和自愿领养的过程……”
　　二大娘和妈妈都静默了，过一会，几乎同时说出一个人：卢婶。
　　于是她们又说起卢婶。
　　“柳三走后，他卢婶可伤心了一阵子。”妇女们在一起谈话，说到他们尊重的人，爱以自己孩子的立场给以称谓，譬如这里‘他卢婶’指的是我孩子他婶，在不容易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也常略去前面的‘他’字。二大娘说，“人这缘分啊，可真是，说聚就聚，说散就散。那几个月看她们多缠绵……”
　　“其实，小柳也不愿意走，”母亲说，“那阵子风声紧，他见的事多，本来就是惊弓之鸟……那还是肖六报的信儿，他五哥不是在警察所跑腿吗。”
　　“我总觉得她俩长不了，柳三比她小好几岁，人长得俊，性格又活，听口音是海城人，说不定那边还有家。”二大娘这样说。
　　后来我长大了，理解二大娘的心态，她是一个刚强果断的，一个女当家料理一个大车店，不易。那时，二伯娶了个二房，是我的一位远房姑姑——热情而心地善良的女人——大娘难免有凄凉之感，看人也越谨慎。
　　妈又说：
　　“柳三那人心眼好，卢嫂困难的时候，他拉她一把。卢大哥，人死了，积一点钱，小柳来报信，如数给了她，可见柳三人可靠；你想，他是逃出来的，日本人星夜抓他，那要冒多大风险呀！说起来，卢嫂和他也算是患难之交。”
　　“人家卢婶也标致，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板儿有身板儿……男的都好色，做几天露水夫妻呗。柳三走后，听说一个驴贩子又盯上了她；那人长的壮实，有几个钱，总去茶馆献殷勤，还给他一条狐狸围脖……
　　“这事卢嫂和我说过，那人也很正经，想在茨坨成个家，可她没收他的礼，也没吐口……”母亲忙解释。
　　“要听胡寡妇说，那可热闹了……”
　　“她的话你听得！”母亲笑着说，“她爱捕风捉影，她妒嫉卢嫂。”
　　“为啥呢？”
　　“木匠不是常在茶馆吹笛子吗！”
　　“噢，”二大娘转了话题，“他们吹打的那一套确实挺好，住店的车老把总爱搬个凳子，坐在院里听，一面喝茶唠嗑，还说茨坨真是块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