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抱病六个多月了。此前，只是常规意义上的求医治疗，这次再度住入医院，性质已发生了根本转变。
　　出院
　　县医院庞院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说要和我谈父亲的病情，我预感到大事不妙。
　　六个多月前，父亲在承包村里出村道路补修时，出现咳血现象。父亲一生皮厚，石头一般耐摔打，一般的病痛根本不当回事，也不会惊动我。接到家里的电话，我赶忙把父亲接到县人民医院拍片检查，并请最好的医生诊断，定为肺部发炎。注射青霉素加呼吸道雾化治疗七天后，父亲咳血停止，拍片检查，肺部纹理粗糙的炎症迹象消失。我如释重负，父亲也高高兴兴返回家去。
　　可不久家里又打来电话，说父亲又发生咳血。我疑窦重生，感觉不是好征兆，赶忙又接父亲到医院检查。X光片检查表明，父亲肺部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杏核大小的透明囊体，里边有水平线。医生们会诊后，定性为肺脓肿。
　　我与从某大医院调回的庞院长，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朋友。他本身就是放射科专家。可为了保险起见，让我拿X光片和他写得信，到长治和平医院、二院找他惯熟的放射专家看。之后，又两次拿父亲的病灶提取组织去那里做病检，加上本院病检结果，排除了恶性病变的可能。可是青霉素换代药大剂量长时间使用，父亲肺部的囊肿却越来越大，大到像一个白色的香瓜横亘于右肺。父亲因此而再次住入医院。可做穿刺引流，里边根本不是脓，而是血水。右侧肩胛部位也发生血肿，进手术室打开，骨头已经坏死。父亲的病情日趋严重，食欲严重减退，人也越来越瘦，高大的身躯变成了皮包骨头，蜡黄的脸上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下去，虚弱得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爹不是爹了。爹只剩半个爹了。
　　庞院长叫我来，就是和我进一步确认父亲的病症，并商量后边的事。此前，为搞清病症，他没有比我这个做儿子的少费了心。经大量查阅资料，他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不是癌变，就非“包虫病”莫属了。这种只有在草原牧区才有的人畜共患、发病概率极低的病，至今没有特效药，同样属于绝症。在农村，与牲畜有亲密接触史在所难免，可这种怪病怎么就单单缠上了我的父亲呢？可事实是残酷的，不管我接受了接受不了，都已不可更改的铁定事实。庞院长的意思，癌症也好，包虫病也罢，都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最糟糕的是，父亲肺部的囊肿随时都有可能破裂，人会在顷刻间丧命。至于手术，无论肺部还是肩部，也无论在这里还是到外地大医院去，父亲的体质都难以顶下来了。即使顶下来，还是于事无补，否则，他得的病就不叫绝症了。还有，父亲明确警告过我，如果进手术室全麻后把他那条胳膊给卸掉，让他临死变成一个残废人，醒来后，就一头撞死在我身上。这些，都表明父亲丧失了手术的可能。庞院长权衡利弊后，建议我让父亲出院，回家里边维持治疗，边准备后事，免得措手不及。
　　出院，意味着宣判父亲的死刑。这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件太残忍、太无法接受的事。继续呆在医院，或许还有重新确定父亲病症的可能，或许突然有了新发明的特效药。一旦出院，连这点幻想也破灭了。我是父亲的儿子，普天之下，我只有这么一个亲老子，可现在，却要我做出让父亲停止治疗，回去等死的决定，还不如打死我算！我沮丧到极点地对庞院长说，让我考虑考虑，也同我的弟弟妹妹们商量商量。
　　我失魂落魄从庞院长那里出来。我没去病房，直接返回住所，趁孩子们上学妻子在医院家中无人，毫无顾忌、歇斯底里地痛哭了一场。我难，我难死了，不出院，父亲一旦老在医院，按乡俗连村子都不能进，只能停尸于村头荒野。可出院，就意味着松开拉着父亲的那只手，任死亡的洪水将他席卷而去。我该咋办，该咋办？我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多半辈子作过的难不知有多少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拿不定主意，像这样作难过。
　　背着父亲，我把前来招呼的弟弟，两个妹妹，以及那妯娌两个，统统召集到一块，只有在村里的母亲没有在场。我向他们通报了父亲的病情，转述了庞院长的意见，让我们这群都接受了父亲高个子基因的儿女，加上两个媳妇，以民主讨论的方式，共同来决定父亲的命运。以往的事，都由我一人扛着，也由我一个人发愁：既然全家人都发愁效果还是一样的，还不如我一个人发愁，没必要让他们都跟着担惊受怕。可现在，事关重大，远远不是我这个当老大的一个人能说了算。岂料他们同样左右为难，横竖做不出让不让父亲出院的决定。最后，还是最小的妹妹似乎对事情的本质吃得更透，说哥，既然爹终归逃不过一死了，还是回去吧。在医院里怄着，最多也就是尽尽孝心了。爹一旦老在医院，后边的事咋整？我们被小妹说得理智抬了头，在泪眼对泪眼抽搐一会后，终于艰难地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让父亲出院，回家！
　　试衣
　　自然，对父亲说出院的事时无论如何不能说实话，只能告他说，回去换中医治疗。为了使父亲相信，我专门叫来庞院长帮忙说假话，他的话更有权威性，也更有欺骗性。父亲说该死一定，狼吃没命，我早想回去了，不该死的话，兴许几副中药就把我的病治好了。
　　用医院的救护车把父亲运回老家。作为老大，我边给父亲输液打针保守治疗，边分配下任务去：闺女、媳妇们，连夜赶制送老衣，并轮流照顾父亲的吃喝；弟弟，去给父亲定做棺材。我严格吩咐，这一切严格保密，不准对父亲走漏半点风声。另外，母亲身体历来多病，也请女人们多留心照看。
　　在惴惴不安中，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父亲身体与精神状况每况愈下，可肺部的囊肿并没有马上破裂。可越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却越强烈地浮上了一种作难情绪：父亲的送老衣，经女人们突击加班，已经从里到外都赶制了出来。弟弟联系定做的棺材，也已悄悄运回。这些属于父亲死后穿用的东西，是趁他清醒之时让他知道一下好，还是继续瞒着他，以免对他形成心理压力，走得更快？从内心讲，我很想让父亲看看这些东西，好让他知道，我们这些作儿女的该准备的都给他准备好了，而且同本村其他老人比，虽不是最好，也属中上，好让他放心满意。可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他，你的病已彻底没有救治希望了，我们在等着你驾鹤西去，入土为安。这是人干的事吗？假如父亲一听，心气一泄，马上就闭眼西去，后半辈子我愧疚、赎罪去吧！
　　我小心翼翼守在父亲的身边，观察着他最细微的变化。父亲每哼哟一声，我的心里便像猫抓一样疼一下。父亲是个憨厚人，凡事宁愿吃苦、吃亏，从来不会为自己争究点什么。对于身上的衣服，更不讲究，好不容易有件新衣服上身，总是很不自在，用不了三两天，就弄得一身泥一身土的，反倒坦然了。可对于送老衣，还有死后永久性居住的“小木屋”，村里老人都很在乎的，父亲当然也不能例外。几天的观察里，我越来越觉得父亲情绪有点不对头，只要不是昏睡着，面部就有一种郁郁不快的神色。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不对，猜想着父亲一定是在心里着急：眼看我都这样了，怎么也不见你们做儿女的有什么动静，不会什么也不给我准备吧？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我是不是该把我们做的准备告诉他呢？我拿不定主意，两难心绪像巨石一样压住我。
　　村里的习惯，有人患了较重的病，左邻右居都会拿点鸡蛋、糕点、水果什么的来探视。邻居路大娘也来看望父亲。她年龄比我父亲大，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老人。她走时我特意跟到院子外，请教她我们该不该把为父亲做的准备告诉他。路大娘脸色一沉说，正想问你们呢，没有看出你爹不高兴吗？他现在就惦记身上穿的和身下躺的那个木头匣子了，为啥不告诉他。我赶紧找弟妹们通了气，取得一致意见后，委婉地对父亲说了我们为他做的准备。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路大娘说的也是对的，父亲的脸色明显地柔和起来，并答应试试衣裳，看看棺材。我们兄妹几个前呼后拥地扶起他来，将里外几身衣服都给他穿好，特别是穿上那件很合他高大身躯的长棉袍，能感觉出来很合父亲的意。然后，在我们的扶架之下，连眼皮都挑不动的父亲，硬是挣扎着到院子里看了棺材。回来躺下，嘴角似浮起了微笑，可也就此进入了昏迷不醒的弥留状态。